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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事物间性研究 20世纪语言学转向中诞生的文本理论在大半个世纪汇集了世纪最优秀的理论家的成果，新世纪文本理论在西方学界的衰落并不是它被遗忘或者被抛弃，而是自身的范式危机将理论带入了僵局。正如拉图尔所说：“他们将自己的事业仅仅限制在了话语领域。”[12]63在“话‘语’”的狭小圈子里打转，而不是在“话‘事’”的问题域中分析和解决问题。后结构主义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不论是从文学文本还是社会生活文本出发，试图拉近或者填补主体与客体的裂痕，然而“文本”“文本间性”这样的概念自始至终都无法真正“切近”我们所遭遇和经验的事物以及我们自身。 理论研究的聚焦点正在从“文本间性”走向“事物间性”(inter-objectivity/inter-thingness/inter-materiality)。然而与“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这样的概念不同，事物间性在英文里面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理论词汇，也正是这样，才为当前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论说空间。拉图尔曾经在1996年发表了论文《论事物间性》(On Interobjectivity)。纵观拉图尔的著述，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集中在海德格尔后期关于“物性”的一系列讨论上，认为海德格尔都是基于“thing”这个词而忽视了“object”所指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此基础上，他极力推动打通自然与人文的边界，将在人文学科那里认为“死气沉沉”的物质客体，在自然科学领域被认为绝对客观的实验室客体即“object”提升至与海德格尔的“thing”同样的位置。拉图尔的这种说法也带来了弊端，使用“object”极易与“subject”关联，这似乎又一次落入西方哲学认识论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subject/object)的泥沼，而这正是后结构主义以来无论是文本主义还是事物研究竭力批判的。或许拉图尔发现了使用“object”一词的问题，在新世纪以来的文章中，他更多使用matter一词，并提出了“matter of concern”的概念。在近年来的物质文化研究中，object一词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thing，matter，material，materiality等词。 无论使用哪个词谈论物，当代理论家们都倾向于强调这些词中除实体物、质料物之外的含义，例如thing：事情；matter：重要的、事情；material：身体的、重要的。张法分析：“西方的事物以三个层次表达出来，一是宇宙层面，即being(是本身)，形上的、抽象的、静态的；二是种类层面，即ιδεa(理式)，呈现为理式——实物——艺术之间的模仿关系；三是具体事物，即substance(实体性的本体)，呈现为十范畴与四因。对这三个层面进行总括，四词以蔽之：实体、可分、逻辑、明晰。西方的事物概念以此四词为基本。”[13]沿着这三个基本内涵，事物一词中“物”的含义在近代科学和心物二分的哲学体系中凸显出来。20世纪初，以亨利·柏格森、威廉·詹姆斯、怀特海为代表的哲学家力图使哲学摆脱机械唯物论，从而转向有机论、整体论和过程论，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物的符号存在(文本)与物本身的割裂。随着文本主义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柏格森的“绵延”理论，怀特海的“事件”理论、“过程”哲学和“事件哲学”成为当代事物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泉，从而带动了事物一词“事”的内涵的加重。对“事”的强调进一步打破了现代科学对“物”的静态化、客体化的“操作规范”，以及文本主义在语言、话语领域的“言说规则”。 “事物间性”这一概念旨在指出事物的关联性、过程性和事件性。这里的“物”并不仅仅指实体的物，而更多强调互相关联的关系中的存在物。“事物间性”不再重视“什么是物，什么是非物”，而是转向“事物何为”的问题。事物研究在怀特海那里获得了较早较好的阐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有序和无序的成分，它们的存在意味着世间万物根本上都是相互联系的。”[14]“事件是通过扩延关系联系起来的事物。”[15]63“自然的具体事实是事件，事件展示其相互关系中的某种结构和它们自己的某些特征。”[15]138也就是说，怀特海认为并不存在静止的、稳定的物，只有动态的、关联性的、时间—空间扩延关系中的事物。在“事物间性”这里，“原本”的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物质与精神等二元结构被毁坏。无论是拉图尔的“行动元网络”(Actor-Network)还是麦克卢汉的信息元网络(“媒介即讯息”)；哈拉维的“统治信息学”(the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还是唐·伊德的“物质性诠释学”(material hermeneutics)，都在把“无灵物”的观念拉向“杂糅物”(hybrids)。“杂糅物”是关联性的、情境化的、对话/互生的，是边界模糊的，互相渗透的，亲密纠缠的，意义增殖的。 走向“事物间性”并不是在寻求人与“真实”世界的“重新”联系，而是确立联系的世界(或者世界的联系性)，无论理论如何定义“存在”这个概念，都不可否认存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当前事物研究、物质文化研究、物性诗学研究“并不企图完成一部由‘现成的’、‘无缝的’和‘凸显的’思想观念连缀而成的‘观念史’，而是试图发掘由生成中的缝隙和边缘境遇构成的居间层所呈现的文化秘密。”[16]在居间层面，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一个与主客二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相隔绝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充满可能性、不确定性的世界。 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中，语言的优先性似乎毋庸置疑，语言学转向发展到后来成就了文本的优先性。在伯明翰学派引领的文化研究中，语言、文本的优先性被最大化。在那些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文化研究者看来，“任何具有某种符号功能的，与其他符号一起被组织进能携带和表达意义的一种系统中去的声音、词、形象或客体，都是‘一种语言’。”[17]事物不过是被解释的意义载体，仅仅是“语言性”事物。表征、语言、意义的关系系统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似乎无法撼动，在这一系统中，文化研究者熟练地操作身份、阶级、性别、族群、趣味等等。然而，语言、文本的优先性和统治力引发的难题是：如果一切事物都是文本，那么事物是什么？实际上，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说：“语言与物质性总是相互交缠、相互超越、从未完全等同，也从不完全相异。”[18]在事物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这里，事物不再是次级的语言符号载体，而是其本身就是言说者。因此“语言性”事物转向了“物质性”语言。唐·伊德指出，我们应该让事物说话(let things speak)，“事物也具有声音，或者能够发出声音。”[19]为了回答上面文本主义引发的问题，我们可以借助matter一词的双关特质，即认识到事物的重要性。“事物走向了存在(existential)，它们是‘稳定’的制造者，帮助不稳定的人类在世界上定位(orient)自己。”[20] 提出“事物间性”，主要有如下几种理论诉求：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走向后人文主义；批判建构主义、文本主义使语言与其他物质性因素的割裂，走向调解的、关联的物质性观念；转变主客二分、人物二分的观念范式，走向后人类的(杂合体)的观念；考察曾经被当做一般商品、工具的物是如何与人亲密纠缠、对话共生的，走向“与物为春”的人—物关系愿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