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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莱蒂的研究路径对于中国学界的启示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似乎正面临新一波阅读/阐释的焦虑：一方面强烈质疑西方文学、文化理论，渴望建立本土的学术话语，与西方学界分庭抗礼；[34]另一方面则是在阐释本土新兴文学现象时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尤其是浩如烟海、动辄数百万字的网络文学作品，常常让习惯文本细读、精读的学院派研究者既“读不过来”又“读不下去”，甚至发出“研究网络文学的难度比研究传统文学要大”的感喟。[35]解决这种困境的方法，或许并不是急着拒斥西方理论，而是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学研究的各种理念和方法。在笔者看来，莫莱蒂及其研究团队的工作至少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方法论启示。 首先是展示了定量或数字人文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和作用。尽管国内文学研究者关于数字人文的讨论才刚刚起步，但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分歧和争议。张江教授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提出，在“大数据、云计算的网络时代里”，用于建构文学理论的统计方法“应该大有所为”。[36]他的这一观点随即遭到了张玉能教授的质疑。后者认为，“文本统计学的定量分析，对于文学的定性分析的证实或者证伪的功能”极为有限，文本统计学的数据也无法“参与到理论建构的工作中去”。[37]还有一些学者虽然肯定了定量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但他们也对利用客观方法来研究主观性较强的文学作品持一定的怀疑态度，[38]或是主张仅利用数据统计方法来研究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如调查哪些主题、情节和语言风格最受读者欢迎。[39]莫莱蒂及其文学实验室的工作表明，文学领域的计量研究并不仅仅是词频统计那么简单；而是一种以理论概念和假说为指导的，以数据库、定量和计算方法为核心的，以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为主体的一套复杂而严谨的科学研究模式。这种被统称为“数字人文”的研究模式不仅能够生产出新的、有效的知识和洞见，还能够促进理论的修正和重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莱蒂坚持用数字人文方法来研究文学本体，甚至在文学实验室发表的首个小册子里将项目组的研究方法命名为“计量形式主义”（quantitative formalism）。在莫莱蒂看来，形式分析“是任何新的方法——定量的、数字的、进化的、或不管什么方法——必须借此证明自我的领域”。任何新的文学研究方法不仅必须证明它能够完成形式分析，而且还要证明它比现有的分析方法做得更好，或至少同样好。[40]莫莱蒂认同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每个形式都是对一种根本性的生存失调（dissonance）的解决之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失调都已经不复存在，但文学却将它们保存起来。通过形式分析，我们可以理解过去的文学作品所曾经试图解决的失调，从而揭示出历史不为人知的一面。[41] 其次是展示了如何利用数字人文来进行小说、戏剧等叙事文体的研究。或许是由于各类古籍数字化项目的推动和数据库的便利性，国内学者在尝试数字人文方法时，往往偏爱古代诗词文本。古代文学研究者对于数字人文的兴趣也远大于现当代文学研究者。[42]尽管不乏运用检索软件和应用语言学统计方法来分析中文小说文本的例子，[43]但其研究视野、技术含量和理论意义一般都较为有限，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只是佐证了现有的学术观点。莫莱蒂及其团队在研究小说的文类、主题、人物、情节、风格等要素时所采用的数字人文方法，对于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具有特别的借鉴作用。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小说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主导形式，网络文学中的超长篇小说更是发展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源文本。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以对待纯文学的严肃态度来研究网络文学，强调进入网文现场。如邵燕君教授主编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就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十三位知名网络作家的作品进行了深入分析。不过，既然网络文学的“网络性”已经瓦解了“雅俗二元对立结构”，[44]研究者为何还要将极少数网络文学作品经典化，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更接近高雅文化标准的精英网文作者阶层？那些少人问津的网络文学作品是否就对网络文学的整体发展毫无益处？如果摈弃以经典为对象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海量的网络文学作品？ 将网络文学的研究单位从个别作家、作品扩大到文类和网站（社群）或许是一种可能的替代性选择。比如，与其用细读的方法来研究辛夷坞的言情小说，不妨用远读的方法来探究整个言情小说文类。指出辛夷坞的言情小说“常常出现违背伦常的恋情”，通过制造禁忌来重建爱情神话，[45]固然不错，但我们还需要考虑这种情节模式是否也广泛见于其他都市言情小说。我们或可借助文学网站自带的庞大数据库，用主题模型的方法，以更充分、更精确的数据来证实这种禁忌性恋情到底是言情小说新近出现的一个发展趋势，还是反复重现的母题，建构（重建）爱情神话是否是言情小说这一文类区别于其他文类的根本特点？在借鉴莫莱蒂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用网络文学的发展史来验证他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关于文类周期的问题。网络小说的类型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些类型是否如莫莱蒂所说的成群结队的出现然后集体消失？还是会不断地与其他文类融合，衍生出新的变种。就目前网络文类的发展状况而言，似乎后一种判断更加准确。[46] 除了上述两个方面，莫莱蒂的研究中最值得借鉴、也最难借鉴的，恐怕还是他对统计数据的分析和阐释能力，他通过微观的数据推导出宏观的结论的能力。定量方法之所以一直没能在中国学界产生大的影响，恰恰就因为国内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缺乏莫莱蒂那样的理论视野和学术积累，无法从数据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和启发性的理论思考。以小说标题为例，国内其实已经有学者做过相关的定量研究。陈海英曾“选取国内知名文艺杂志的文艺作品、历年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及一些有影响的影视作品名称”，自建了一个包含2000个标题的语料库，并从中随机抽取了1200个标题进行统计分析。[47]和莫莱蒂一样，她也统计了标题的字数和语言结构，但却止步于对标题的结构性分类，没能像莫莱蒂那样从小说标题的语言学信息中解读出文学市场的变化、文类的变化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其研究价值也因此大打折扣。 从细读到远读、以及数字人文的方法论转型，或许能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为研究者提供更好地介入、把握本土文学实践的工具，并最终“通过大数据走向大问题”，[48]让文学研究中的中国理论、中国学派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