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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是我们独有的历史传承、理念标准、话语体系——以作品为原点，以实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研究轨迹；女性文学批评对文明传承中人性共享之美学经典的敬畏，温文尔雅、不卑不亢地走向现代的研究理念；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行进着的，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媒体繁荣同步的，迈向清朗的性别共荣步伐。今天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应该有信心、有勇气让世界领略我们的女性风采，让全球共享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经验。 关 键 词：文学批评/中国经验/女性/新世纪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与当代文学的批评实践研究”(16BZW03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巍，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 屈指算来，即便我们较为保守地把“女性文学批评”这个词深入女人之心的初始时间界定在新时期起始，距今也快四十年了，宽泛的界定可上溯至20世纪之初。这几十年中，我们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从最开始的激动热烈到狂飙突进式的反叛解构，再到而今的平淡从容，貌似波澜不惊，实则沉稳笃实，期间经历了浮沉，经历了纷扰，甚至经历了人到中年的冷漠。所以，我们不妨客观、冷静地厘清这许多年的研究思路，总结经验、褒扬成就、发现缺憾，以便使女性文学批评发展得更加精致美丽。 将“中国经验”具体到女性文学批评上，就是我们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所具备的研究理念、标准、式样，我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如何具备我们独特的风格。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应有这样几个层面：历史传承，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是在历史传统文化的延续中进行的，我们的基因血脉是无法割裂的；美学神韵，华夏文论几千年的丰硕成果属于男人也属于女人，我们研究女性叙事之美，经典的评价标准(无关于性别)几乎是内化的；本土现实，我们的女性研究发展史——新文化运动、抗日、内战、土改乃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媒体介入，都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复制的。 以作品为原点，以实践为根据，以整合为目的，百年来的女性文学研究从有性别色彩到无视性别特征到双性和而不同，画出了一道清晰的轨迹。 我们的批评是以作品为原点，而不是以生活现实为原点的。我们的研究始终围绕着文学作品这条主线进行，不凌驾于作品也就是不凌驾于生活实质而形而上地空谈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甚至女权运动。作家是生活的转述者，作品是现实的记录模本。女性文学批评对性别文化的判断总是力求凸显某个文学作品中形象的个别性又体现一般性，强调感性体验性，又强调合情合理性。女性文学批评最开始进行的就是挖掘、整理我们文学作品的财富，我们已有的习焉不察的女性创作，积累了珍贵的成果。不仅是谢无量、谭正璧等对中国古代女性作品整理研究，更有新时期以来对正在进行时的女作家作品进行的评说。李子云的《净化人的心灵》、张维安的《在文艺新潮中崛起的中国女作家群》等成果比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正式引进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早三四年的时间[1]。及至当下，对作品的研究几乎与作品同时出现，比如《收获》在2016年第2期推出了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同期便刊登了金理对小说的评论文章《创伤传递与修复世界》，甚至设置了“微信专稿”的栏目，刊登了双雪涛的《双手插袋的少女》，也是对《茧》的读书札记，作品与批评互动互生、互为印证，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和极佳的传播效果。 以实践为根据，是从批评方式上讲的，我们的研究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我们的理论是在批评实践中逐渐确立批评的范畴、规则和理论的。这不仅体现在对某些创作时间较长、创作作品类型较广、创作特色变化较明显的作家研究上，还体现在对待同一部作品的研究不断深入方面。对同一位作家的追踪研究，比如张洁、王安忆、铁凝、迟子建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演变，从少女的清新明丽、多愁善感到成长后的犀利多疑到成熟后一切了然于心的超越，评论界都给出了准确及时的定位。对待同一部作品研究不断深入，是随着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位移而发展的，“一个文本呈现在它的读者面前的形式不决定于文本本身，而决定于读者惯常应用于文学的符号因素”[2]。我们仅以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为例。张洁有着清醒的、痛苦的，甚至是神经质的女性意识和对女性命运的思考，相比于当时文学界沉湎的“伤痕”“反思”创作潮流，该文提出的问题较为超前。小说以女儿的视角叙述了母亲钟雨一生爱的不幸，找到爱情却无法拥有，母亲深爱着的老干部的“幸福”家庭充满了多重言说的释义。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后被称为“石破天惊”之作，不仅因触及“第三者”“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等敏感话题，还因为“如果有来生”的天国许诺引起了评论界的哗然。肯定张洁小说的人说：“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3]否定一方则义正词严地表示：“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完善，对于人们心灵中旧意识的影响，作家完全应该批判。”[4]好或者不好，这是比较典型的正反对峙，但总有一些文学特质是难以名状的，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也难以达诂。它毕竟是以文字写出的情感，而非数学公式或者几何图形那样有明确的界定。近年来的年轻学者试图以两代人两条线索各自的故事引导研究者再解读，以往的批评只关注了“他们”，即老干部和钟雨的故事，而忽略了“我”作为叙述人的成长，“具体到这篇小说，就是叙述者通过讲述获得了精神上的力量，在叙事中追认和补偿了自己的成长，这样一来，叙述者的成长就具有了象征意味”[5]，让人眼前一亮。这样的持续研究，一则是作品的丰富性，它存有多元的阅读生长空间，每一句话、每一种思想都能引发多维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解释，能不断地激发研究灵感；二则是研究实践的丰富性，研究可以适时地引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复调叙事、潜文本等)充实研究。像这样对同一部作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解读使女性文学批评不断焕发生机与魅力，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以整合为目的，就是女性文学研究的整合既是性别整合也是文化整合，前者契合了中国社会精神文明“和谐”的倡导，后者印证了“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虽然是以作品为发声的依据，在研究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但我们的评说都不仅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综合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做的不是书斋、楼阁中的闭门造车，而是将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毕竟，在面对经济危机、恐怖袭击、大气污染的现实生活之际，性别不是一切，文学还存在着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生存和发展，更好地生存和更好地发展。性别不能单纯地来解释文学，就像不能以阶级来解决一切矛盾。性别只是作为文学创造者和研究者的一种类属身份，它本身并没有文艺研究不可或缺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的分量，也不能单独构成对文学作品意义的发现和阐释。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走了一段弯路，仇男、杀夫、弑父，非常极端地将男人写得一无是处，他们是软的、重的、没有生命的肉体，是丑陋、猥琐、自私等所有贬义词的合体……女人为了摆脱男权压迫只能逃脱到自己的“方舟”之中颓然认命。但这仅仅是成长经历中的一段叛逆，就仿如青春期，成长后的女性研究较为迅速地从偏激中醒悟，从偏离的轨道回归，发展到与男性平等沟通对话、共荣共振的正途。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升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向全世界展示成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女性文学批评关注各个角落的生活现实、关注各个层面的文学表达、关注国际国内的研究现状。仅以《中国妇女报》的2017年1月17日、24日两版《新女学周刊》为例，便可见女性研究的包容度与开阔视野：既有纵深历史的“中国的性/性别：历史差异”，也有延伸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既有与新媒体接轨的“网络平台格局下的妇女儿童舆情多样态呈现”(其中不乏“直男癌”、暖男等新锐研究对象)，也有理论性较强的“聚焦少数民族口述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综合起来，目前的女性文学批评实践可概括为：从研究对象来看，我们不仅有对国内女性文学的垂直研究、动态研究，有对国内、国外女性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也有对海外华人女作家的研究，来华外籍女作家的研究，可谓全面而丰富；从研究主体来看，研究者的心态越来越自信，中国女性生存境遇的改善带来女性心态的改变、精神风貌的改观，女性文学批评的潜能便可得以发挥，在世界性别研究的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从研究方式来看，中国式的女性文学批评是综合着女性生命体验、精神底蕴和体悟思维的理论，这是与西方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争权”“夺位”“离间”“拆解”明显不同的气质——把握了这些特质和形态，我们就能以发展的战略眼光，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批评知识体系、学理体系和评价体系，女性文学研究就能在两性和谐的土壤中实现整合的文学理想。 我们始终对美学经典怀有敬畏之心，在男性导师的指导下觉醒，亦步亦趋地走向现代，一步一个脚印，温文尔雅却也不卑不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