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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并不具有历史渊源一脉的理论传统，但存有女性文学批评的种子(姑且不论《诗经》中的女性之作，仅对蔡琰、李清照、鱼玄机等的研究就可撑一方天地)，只是较为羸弱，禁不起雨打风吹。中国女性文学批评不是像弗吉尼亚·伍尔夫那样在“自己的一间屋”中的女性空间想象，不是像埃莱娜·西苏那样要以女性“躯体”建造另外一套语言系统与男性抗衡，而是在对传统美学经典的继承、参照、质疑、对话中建构的，她在试图摆脱男性话语霸权的控制中发芽，基于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契机生长。女性话语是温文尔雅、雍容大度的“诗评”“文评”，而非激进的政治立场和性别对抗。 中国女性觉醒的肇始是男人，是男人说女人应该自立、应该反抗，女人才开始醒悟——我是我自己的。这与中国整体哲学、人文背景有关，也与女性自身的发展有关。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男人”促成了少数先行女子关于“人”的口号的提出。“女人是人”，那么是要先成为“人”还是先成为“女人”?“男人”说：“女子这两个字包括一段极长的悲哀历史”，“我们中国是讲纲常名教的礼仪之邦，关于怎样去限制女子的自由，怎样去使得女子不能发展我们的能力，同时剥夺我们的人格的种种法子，总算完备极了。我们的女子受了数千年传下来的遗毒，就失去了我们的知觉，变成了男子的一种极妙玩物”[6]。于是女人就这样认同了，她们开始践行他们的理念，激越昂扬地遵守着男人、战友乃至恋人的规训。具体到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最初的评论家也是以男性居多，茅盾的《冰心论》《庐隐论》开创“作家论体”批评体式，鲁迅对《生死场》“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语破的”式点评，成仿吾、梁实秋的“大一国文”式论点论据的总结归纳，都是对女性文学高屋建瓴又中肯科学的批评，是后来女性文学批评的范本。 梳理一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大致构成，可以归纳为两种对立统一的势力：对传统的习得与对“强己”的追求。 习得层面，这是将传统的、主导的艺术标准及其社会功用内在化(internalization)的部分，是深入骨髓的遗传基因，“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7]。西方女权批评的第一个行为就是从赞同型读者(assenting reader)到抗拒型读者(resisting reader)，我们则不然，我们没有先验地将文学理论等同于男性文学理论，那无异于抬高他人而自我降低。中国女性文学批评是以传统文化为资源关照女性文学研究的，这从理论角度有它的合理性，从实践角度讲则是有效地将美学经典的有益成分为我所用。文化遗产理论资源有精华也有糟粕，它的负面(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影响对女性发生过长期的腐蚀作用，但其精华部分却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周易的阴阳互转、道家的柔弱刚强、“虚静”“物化”“神思”“直寻”等美学理论，女人作为人类的一极同样可以沐浴在他的理性光芒之中。《文心雕龙》《闲情偶寄》《人间词话》都是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评价依据，我们同样在批评话语中用“形文”“声文”的文质之道，“造境”“写境”的优美宏壮之辨。本就不存在哪一套话语系统是男性专属的而哪一套是女性独有的，“习得”便是自然而然的文评之道。不仅对学问，即便是对做人本身，对历史、对经典应该永存敬畏之心。钱穆在《国史大纲》中陈述：“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8]古代文论积累的审美经验可以更好地培育我们的审美思维与评说表达，对历史要怀有感恩和敬畏之心，这样才能从容地理解历史、学习文化。比如对《青春之歌》的文本批评，我们既可以采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分析小说的叙述语言、结构安排，小说如何实现以情爱方式对政治演绎，男性的性别魅力如何与政治魅力相互印证；也可以从作家主体入手分析杨沫与林道静的原型演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必定要和阶级、社会解放相结合；还可以借用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小说的几次版本修订进行考证；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可以从小说的表层故事爬梳出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沿袭——出走、私奔模式，绝处逢生、英雄救美模式，三角或多角恋爱模式，女性精神上的寻父模式等等，这种继承不是刻意的，而是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就在那里，你自然而然就要汲取的。西方的女性批评力主建立排他的系统，“和女权主义批评不同，女性批评旨在建构一种分析女性文学的女性模式，在研究女性体验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模式，而不是采用男性的模式和理论。女性批评的起点在于我们使自己摆脱了男性文学史的束缚，不再强使女性适应男性的传统，而是专注于新的可见的女性文化世界……女性批评同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女权主义研究相联系……”[9]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则不同，我们是在传统中创新的，我们的源头是中国文学理论，这其中依然存活着有巨大生命力的渊源。 自立自强层面，这是力主女性“强己”的努力，是女性的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自我完善、倡导(advocacy)女性自主权的层面，你若芬芳，蝴蝶自来。80年代初期的女性批评对宏大叙事的反抗不过是青春期的莽撞、冲动，有失风范却也有着真性情，是成长的必经阶段。然而与反抗伴随而生的也是女性精神的孤独、失落甚至溃败——我们所反抗的对立面其实并没有把我们当成敌人，“女作家不只是处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男/女或者男性/女性二元系统中，而是处在一种社会关系的多元的不固定的机体中”[10]。我们就像唐·吉诃德一样，进行的是一场去向不明的无望厮杀，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三恋”“两垛”“玫瑰门”等探讨女人生存、爱恋和性别身份在历史夹缝中确认的文学作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浮出历史地表》等理论著作，无论是挖掘女性文学传统还是引介西方女性思潮，王安忆、铁凝、张抗抗等作家，孟悦、戴锦华、王绯、林丹娅、张京媛等学者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在多元文学批评思潮中凸显了女性文学批评的实绩。即便是这样，我们的美学经典理论也是女性文学批评无法跨越的存在。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从“被书写的历史”“抵制书写的历史”写到“书写的开启端”，意在呈现“她被塑造的苦难与挣脱的意向”，但书中处处可见“无字碑”“镜花缘”“霸王别姬”等从古老的典故和小说、戏曲名词中点化出的现代新意，向传统致敬。如果女性文学研究“一味地从‘主义’出发，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实事求是。因为这一切工作和结论要做得对‘主义’有利，去迁就主义，符合主义对事情已经提供的看法。主义成为它自己的一个世界，一种不受外部干扰的符号系统，一种纯粹的形式”[11]，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态度和学术态度。人类的文学遗产不等同于男性的专属，我们自立自强也不等同于我们可以抛弃所有的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5000多年连绵不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12]有着这样深厚的学养，我们怎能妄自菲薄或轻言放弃? 我们的女性文学批评正在进入性别共荣的清朗状态。 性别共荣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寻求与男性的合作，走向性别和谐，共同繁荣，这才是能让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自有女性主义一词以来，我们一直在说男性如何自私、霸道、不公，于是女性的怨恨、反叛、复仇成为常态，可这并非人类文明的应有之意。女性研究并非刻意于揭露男人的短处，而是发挥各自性别的长处，女人可以怎样、男人可以怎样——更好。“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3]。女性文学批评怎样迈向和谐共荣?和谐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更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降服，而是双方都要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行，不做社会历史年轮里的龃龉。“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他们紧密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14]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男人和女人无法相离，彼此欣赏才能比翼双飞。 新世纪的性别文化背景在两性地位、权益、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上都出现了新质。王安忆《遍地枭雄》主人公韩燕来的出现，为女性文学增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形象，标志着女性公正地审视男性；铁凝在《笨花》之中对男性恰如其分的表现，既没有夸饰的拔高也没有刻意的贬低，向喜与三个老婆的故事被幻化为亲情之间的惦念关怀，两性较量的火花被亲情之泉默默熄灭；迟子建则以《额尔古纳河右岸》鄂温克族男女的生存状态，相得益彰和谐之美为“双性同体”理论构想提供了美好而理想的实践范式。女性文学批评与此同步，正在将凌厉的目光收回，而以审慎、开阔、高远的姿态进行研究，避免滑入狭隘和偏执。以近三届中国当代文学会·女性文学研讨会(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最高级别的会议)的议题为例： 2011年“中国女性文学第十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文论发展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性别/女性文学教学实践与问题研究；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女性文学发展态势与信息交流；性别视角下的文学艺术与文化研究。会议主题及时地将新世纪十年女性文学文论的教学、研究进行总结，涵盖范围较新较广。 2013年“第十一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议题为：传媒时代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国女性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及文化研究。会议议题将女性文学研究扩容到了传媒领域，也注意收集、分析、整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