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背景 这里讨论的约翰•吕斯布鲁克（Jan van Ruusbroec，1293-1381）属于所谓“基督教神秘体验论”（Christian mysticism，通常译为“基督教神秘主义”）这样一个精神潮流。更具体地讲，他是一位中世纪荷兰语世界中的基督教神秘体验论者，而且是一位强调“爱的神秘体验”的修士。他的最重要著作被命名为《精神的婚恋》或《灵婚》。“爱的神秘体验”是指这样一种精神追求，它通过对于耶稣基督的深挚爱恋，经历各种痛苦，包括被神遗弃的痛苦，最终挣脱一切内外束缚而与神（God）直接相会相融。这些束缚不仅包括感性的迷惑，还包括概念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刻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超出了这些束缚的体验是“神秘的”；它在沉思和祈祷中所体验的不是任何对象，而是生命与存在的本源。但它并非反理性、反感性，而是要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尽头，即人与神相通的那样一个交接处或迎接神之处。对于这些神秘体验者而言，这“爱”（荷兰文为“minne”）绝不空洞，也不止是个比喻；它充满了真情实意，有自己最强烈的渴望、敏锐的感受、苦痛的煎熬、过人的聪明和通灵之处。它有人间情人的那种爱火，但无占有的欲望，而且正因其无私欲而让这爱火在人间遭遇中烧得如痴如醉、变化万千。 按照研究者们的一般看法，基督教神秘体验论从思想上受到了柏拉图、菲洛（Philo）、普罗提洛、奥立金（Origen）、尼斯的格列高利、奥古斯丁、伪迪奥尼修斯等人的影响，但直接深刻地影响了中世纪爱的神秘体验实践的是明谷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1091-1153）。他在《关于“雅歌”的讲道》中，借《圣经》“雅歌”中意境来说人与基督的关系，开后来爱的神秘体验潮流的先河。“雅歌”第一首是这样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贝尔纳居然可以用这样的诗来讲神人之爱，没有孔夫子解“关睢”为“乐而不淫”、“思无邪”的眼光和魄力是办不到的。十三世纪中叶佛兰德地区的女自修士哈德薇希（Hadewijch）写下了相当动人的诗歌与通信，倾诉她追寻这条爱的神秘体验（minnemystiek）之路中的大苦大乐。对于她，“爱就是一切”。德国著名的M. 艾克哈特（Eckhart，1260-1327），除了其他特点之外，也是一位爱的神秘体验论者。本文要介绍的吕斯布鲁克稍晚于哈德薇希和艾克哈特，受过他们的影响，但写出了有自己特色的爱的神秘体验的著作，影响到其后的神秘体验潮流。 关于神秘体验论的基本特点，不少研究者曾试图做出描述。按照莫玛子（P. Mommaers）教授，神秘体验有四个主要特点。（1）受动性（passivity）。指神秘体验者的一切主动的（active）追求，比如祈祷、沉思、行瑜伽、坐禅、静坐，等等，都不能直接导致神秘体验，而必在某一无法预定的畸变点上发生转化，主动的追求形态让渡给“放弃自身”于本然的“受动”形态，并因而感受到“神触”。因此，追寻这体验的人总需“等待”，而进入到这种体验中的人就总有得到“恩惠”之感。（2）直接性（im-mediacy）。这是指非间接的、超出感官与观念思维的直接体认。用《庄子》“养生主”中庖丁的话来讲就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3）交融为一（unity）。这与前两点密切相关。在神秘体验中，不只是我在它（他）里，它在我里，而是：它就是我。（4）（自我的完全）灭绝（annihilation）。绝没有一个还可以自以为是、沾沾自喜的神秘体验。这体验必像熔炉一样，烧尽一切现成的存在形态。 以下就将先简单介绍吕斯布鲁克的生平，然后讨论其《灵婚》中“迎接”或“相遇”的思路。 2. 吕斯布鲁克的生平 今天，我们对于这位不同凡响的神秘体验论者的著作和思想的了解远胜过对其生平的了解。他的传记材料数量有限，其早年生活阶段几乎是个空白。而且，这有限材料中的一部分，即波莫瑞乌斯（H. Pomerius，死于1469年）在其《绿谷修道院的起源》中所提供者，也有不准确或与其他事实相冲突之处。吕斯布鲁克同时代人所提供的珍贵材料基本上只限于1343年之后的绿谷修道院阶段。 约翰•吕斯布鲁克1293年生于布鲁塞尔以南九公里的“吕斯布鲁克村”，1381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在中世纪可谓长寿之人。他悠长的一生可以说是相当宁静和内在丰满的。但是，十四世纪这段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元、明相交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却是一个灾祸横生、变异多有的时代。战争（包括“百年战争”）、暴动、反叛、减去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等等，使得整个社会动荡变化。教皇与国家之间的纷争、教派之间的纷争、教会的腐败、“神秘”异端组织（比如“自由精神兄弟会”）的大量出现，等等，极大地震撼了基督教会。吕斯布鲁克在自己的著作中就严厉批评了当时教会的腐化和精神的贫乏，同时也批评了偏激的神秘体验论的倾向。 关于他的家庭，我们所知无几。只晓得他在十一岁时离家跑到布鲁塞尔的叔叔约翰•辛凯尔特（Jan Hinckaert）那里，并从此就住在这位任布鲁塞尔的圣哥德勒（St. Goedele）大教堂牧师的家中。辛凯尔特叔叔送他去上这所大教堂的学校，学了拉丁文，在“语法、修辞和辩证法”方面受到教育。波莫瑞乌斯在他关于吕斯布鲁克的传记中为了突出这位大师直接从圣灵得灵感的形象，尽量淡化他的教育经历，说他只上了四年学。而另一些人则断言他不懂古希腊文，甚至不懂拉丁文。最后一条肯定不成立，因为吕斯布鲁克的著作表现出作者对拉丁文献有很好的掌握。不管怎样，他没有得到过大学学位，但在二十五岁时（1317年）获得了比较低级的牧师资格。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多的时间里，他是布鲁塞尔圣哥德勒大教堂的一位低职牧师（chaplain）。就在这段时间中，在神秘体验的推动下，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包括《爱者的国度》（可能写于1330-1340间）、《精神的婚恋》（可能写于1335年前后）、《闪光石》、《四种引诱》、《基督教信仰》和《精神的圣所》。可见，他是位“大隐金门”的真隐者。就在布鲁塞尔的喧闹生活中达到了深邃的神秘体验。关于他写作的具体动机，研究者给出了这样三种解释：首先，吕斯布鲁克将教会的种种弊端归结到一点，即神职人员尝不到真正的精神“味道”（savor，滋味、风味）。“对他们来说，服事我主并无味道可言”。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其修道院是监狱，而世界则是天堂”。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精神的缺乏，吕斯布鲁克愿意与他们分享自己体验到的精神至味。与此相关的第二个动机则是抵抗“自由精神兄弟会”一类的神秘体验潮流的影响。正因为教会人士品尝不到精神的风味，那些自称能提供这种味道的“左道旁门”就大行其道。第三个原因则是，吕斯布鲁克的一些朋友和学生（包括他指导的女自修士们）恳请他写下这些体验和他平日的口头传授，以泽及同道。这些著作、尤其是《精神的婚恋》和《精神的圣所》，在吕斯布鲁克生前就已在西欧产生影响。前者于1360年之前被译成了当时的教会语言——拉丁文。 1343年，吕斯布鲁克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他与其叔辛凯尔特及另一位更年轻的神职人员弗兰克•库登柏格（Vrank v. Coudenberg，1386年去世）一起离开布鲁塞尔，抛弃了那里供奉多年的神职，来到布鲁塞尔以南约十公里处的“绿谷”（Groenendaal）隐居下来。研究者对于他们这个举动的原因有不少推测。简单说来不外乎“厌倦布鲁塞尔的教堂神职生活”和“被‘神圣的孤独生活’所吸引”这样两条。由此可见，追求神秘体验者，不论多么重视“有神意的共同生活”，还是如野鸟那样依恋山林，不适应于人间的体制之网，而渴望自由独处、尽性尽命的精神生活。这一点古今中外并无区别。 库登柏格出身于布鲁塞尔的显赫人家，他认识布拉邦特（Brabant，约相当于今天比利时北部与荷兰南部的一片地区）的约翰公爵三世，后者将绿谷的居所、池塘和林地赠与了这三位隐修者。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此地曾有几位隐士住过。应最后那一位隐士之请，吕斯布鲁克写了《闪光石》。这三位高人起初并不想建立正式的修道院，因为他们“寻找的不是精神的机构，而是更深的精神体验”。但是，这种无任何名号的修行方式遭到非议。为了谋得一长久的安身之地，由库登柏格出面与主教商议，于1350年3月将此隐修所或乡野小教堂改为奥古斯丁修会属下的一座修道院（priory）。库登柏格任院长，吕斯布鲁克则被任命为副院长（prior）。辛凯尔特这时已年老体衰，并很快去世，所以未成为正式修士。但他一直被此修院尊为圣洁隐者。 从1343年开始，吕斯布鲁克一直住在绿谷，直到1381年逝世.在这几近四十年的岁月里，他过着一个常有灵交体验的隐居修士的生活，但也不拒绝接见来访的求教者，偶尔也到邀请他的修道院去传道解惑。“每当神启之光充溢他的灵魂，他就走向‘森林中的一个隐秘之处’。在那里，他在一块蜡板上写下圣灵赐与他的灵感，然后将蜡板携回修道院。”就这么一章一章地，他写出自己的著作。有时要等很久，圣灵才重新惠顾。所以，他的书中常有重复之处，但并不雷同。 波莫瑞乌斯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并声称此事的目击者到他那时还活着。一天，吕斯布鲁克又走入林间的隐秘之处，在一棵椴树下沉思。“他的灵魂中燃烧着爱火，以至完全忘记了时间和钟点。”会中的的兄弟们感到不安，于是分头到林中长久地寻找他。终于，一位熟识他的兄弟从远处看到一株树被光环围绕。走近方看见这虔修者正坐于树下，“沉浸于充沛的神性至福之中，神游象外。”这株树因此而在后世受人尊崇。此传记中还记载了这位隐修者行的另外的一些奇迹。吕斯布鲁克在绿谷写出了《七种闭关》、《永恒拯救之镜》、《精神爱阶上的七层阶梯》、《关于启示的小书》、《十二位女自修士》和一些信件。 到1381年冬天，八十八岁的吕斯布鲁克生了很重的病。在这之前，他那早已过世的慈母已在他梦中预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谦恭地要求修会中的兄弟们将他送入病室。在那里他的病情更加严重，发烧、泄痢；这样过了两周，终于在众人的祈祷声中，异常平静、安祥地逝去。 他的著作不仅成为他所属修会的一个重要精神源泉，而且长久地影响到后来的神秘体验潮流，比如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虔信派”或“共生兄弟会”的创始人杰哈特•格鲁特（Geert Groot，1340－1384）和此会中著名的T. 肯姆本（Kempen，1379-1471），德国重要神秘体验论者陶乐尔（Tauler，1361年去逝）和莱茵地区的“上帝之友会”。这种影响还越出中北欧而施及南欧，比如间接地波及西班牙著名神秘体验论者十字约翰（John of the Cross，1591年去世）和阿维拉（Avila）的特丽莎（Theresia，1582年去世）。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在其生前就被译为拉丁文和德文。他去世不久，其著作的英文译本也开始出现。十七世纪初有了整部《精神的婚恋》的法文译文。到十六世纪中叶，吕斯布鲁克的全部著作已被译为拉丁文，使得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 尽管吕斯布鲁克在其著作中严厉批评那些非正统的神秘体验论者，但他的著作也曾遭到正统人士的怀疑和指责。就是对他的思想有强烈兴趣的人，有时也不能理解他的一些说法。比如格鲁特一方面被吕斯布鲁克的著作吸引，并极力传播它们，另一方面又怀疑其正统性，而且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位神秘体验论者对上帝和地狱没有足够的恐惧。更严厉的一次指责来自曾任巴黎大学校长的J.吉尔森（Gerson，1363-1429）。他一读再读拉丁文的《精神的婚恋》之后，感到这是一部异端作品。于是在1396年与1399年之间写信批评，认为这书中第三部分关于人神通为一的阐述了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泛神论的，因而应被拒绝和烧掉。吉尔森知道吕斯布鲁克在这书的第二部分斥责了不顾人神区别的神秘体验论者，但在他看来，这位布拉邦特的隐修士自己在该书的第三部分又堕入其中。绿谷修道院的修士极力为自己的精神导师辩护，但并不能说服这位权高望重的神父。他在1406年再次写信，更严厉地指责吕斯布鲁克的泛神论。由于种种原因，吕斯布鲁克的学说没有被教皇谴责，而是作为合乎正统的神秘体验学说流传了下去。不过，从道理上讲，吉尔森的判断并不错；吕斯布鲁克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确实超出了公教会能容忍的范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