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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世纪以降的新气象(2000-2012) 进入21世纪以来(2000-2012)，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著作的翻译继续得到拓展。2005年，塔尔图大学两位学者早年编选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选》[19]也被翻译成中文、第三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选》是对前两部文选的一个补充。这尤其体现在对雅各布森文本之中译本的充实上。2001年，《罗曼·雅柯布森文集》⑦中译本的问世更是充实了雅各布森文本在当代中国的译介，尽管这个选本偏重雅各布森的语言学文章，包括《索绪尔语言理论回顾》《语言的符号与系统——重评索绪尔理论》《音位与音位学》《音位概念》《零符号》等等。2004年《符号学文学论文集》⑧中也收入雅各布森几篇文章的中译，主要是布拉格学派期间雅各布森的几篇文章。 新世纪以降，中国学界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研究得到深化而呈现出新的气象。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两大支脉即“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之学术追求上的分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国家艺术研究院”在诗学研究取向上的相通，20世纪20年代俄苏文论格局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巴赫金与形式论学派，现代斯拉夫文论语境中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等。譬如笔者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撰文《直面原生态检视大流脉——二十年代俄罗斯文论格局刍议》强调，所谓“形式主义方法”与“形式学派”并不是一回事。从“词语的复活”到“词语的内在形式”这种诗学思想的演进，乃是一个由诸多环节共同构建的“理论之链”，行进在“重语言艺术形态之解析”这一航道上的“形式研究”，乃是拥有诸多学派或集群的。有“诗语研究会ОПОЯ3З”，也有“国立艺术史研究院(PИИИ)的语言艺术学部”，有莫斯科语言学小组MЛК，也有国立艺术科学院ΓAXН语言艺术部。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切人文学形式，但几乎同时被语言学方法论所召唤，几乎同时被把文学定位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这一理念所陶醉，他们彼此呼应，共同致力于“语言艺术形态解析”而建设“科学化”的文论。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奋斗，俄罗斯文论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终于完成了由传统形态现代范式的第一次大转型。 新世纪的新气象体现在当代中国学界开始深入到对艾亨鲍姆、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这些形式论学派大学者的个案研究，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历史局限的考察，等等。 这集中体现在研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专著不断涌现。譬如：《陌生化诗学：俄罗斯形式主义研究》[20]《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21]。张冰的专著《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对俄国形式主义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给予了探讨；第二部分对俄国形式主义产生和沿革的过程进行描述；第三部分对诗歌的“审美本质”加以探究；第四部分对奥波亚兹新的“审美批评”方式给予述评；第五部分对“陌生化”审美特征进行了系统论述；第六部分对“陌生化”与小说诗学建构的关联加以分析；第七部分对奥波亚兹文学史观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杨向荣的专著《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则从美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对“陌生化”理论展开研究。该书分为六个部分，所涉及的论题有：“陌生化诗学之滥觞”“陌生化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与布莱希特”“陌生化与批判理论”“陌生化与中国古典诗学”“陌生化与现代性”。这些论题对“陌生化”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和研讨，对它与现代戏剧、社会理论、中国诗学以及现代生活方式关联给予了深入的考察和评价。与“陌生化”理论受到深度开采同时，“文学性”命题也受到多方位多维度的清理。譬如，将雅各布森提出的“文学性”命题与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与英加登的现象学文论加以比较。可见笔者的论文《“形式化”·“语义化”·“意向化”——现代斯拉夫文论中“文学性”追问的不同路径之比较》。 研究的深入还体现在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领袖人物或主要干将理论建树的个案研究。这体现在好几篇博士学位论文上。譬如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冬梅的博士学位论文《20世纪俄罗斯文化语境中的艾亨鲍姆文艺思想研究》，2007年，南京师范大学田星的博士学位论文《罗曼·雅各布森诗性功能理论研究》，2011年，南京大学杨建国的博士学位论文《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雅各布森诗学》，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江飞的博士学位论文《罗曼·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研究——以“文学性”问题为中心》⑨。 新世纪以降，当代中国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接受之新气象，体现在不少学者开始以比较诗学的视野来考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譬如笔者在《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撰文《理念上的“对接”与视界上的“超越”》探讨穆卡若夫斯基与什克洛夫斯基之文论比较。朱涛在博士学位论文《扬·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与美学理论研究》第7章专门探讨穆卡若夫斯基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关系。这新气象还体现在当代中国学者积极运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理论解读文学现象、文学文本。[22]譬如，用“陌生化”理论解读中国的唐诗宋词、鲁迅的小说、当代中国的新诗潮、美国诗人狄金森的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等。进入新世纪，接受与研究呈现出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俄罗斯形式学派文论运用的领域不再局限在文学领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已经被当代中国学界(甚至民间)广泛接受，“陌生化”理论不再陌生。 当代中国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可以加以回顾、加以反思的成就。200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举行了“纪念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诞生90周年”学术研讨会。[23]2012年5月，中国外国文论与比较诗学学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了“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新空间、新课题、新路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师范大学、普希金之家、乌克兰顿涅茨克大学、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波兰华沙大学、捷克查理大学的几位知名学者与60多位中国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理论学说成为这次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的重要议题：“形式论学派与俄罗斯象征派的文学学探索”“雅各布森1935年论形式论学派”“什克洛夫斯基后期文艺思想探讨”“艾亨鲍姆研究现状述评”“蒂尼扬诺夫与刘勰的文学史观与批评史观”以及“陌生化理论的旅行与变异”这些学术报告，构成大会发言的第一个单元。[24]如今看来，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些核心学说与基本理念，譬如“文学性”“陌生化”在当代中国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接受⑩，或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的《20世纪西方文论》[25]，或《西方文论史教程》[26]都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辟出专章；俄罗斯形式学派文论轴心学说思想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文本的解读与文学史的建构。这一学派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这一学派推崇文学形式、文学手法、文学本位的思想旨趣，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与丰富，有效推动着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维·什克洛夫斯基1916年在《艺术即手法》一文中提出的“острaнeниe”，作为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轴心范畴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旅行，已被写入当代中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27]《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卷)[28]、《外国文论简史》[29]。 在《艺术即手法》不同译本里(11)，“острaнeниe”有不同汉译。这一现象之所以发生，不仅是由于从事俄罗斯文论汉译的学者对这个俄文词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更是由于当代中国文论界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引介渠道是曲折而复杂的。“острaнeниe”一开始是搭“结构主义文论”之车，经由用法文、英文写成的20世纪西方文论著作。(12)尤其是经由多种以“结构主义”为主题的英文、法文著作的汉译而在中国旅行的。(13)简言之，当代中国一些学者不是直接面对俄文的“острaнeниe”，而是经由英文“ostranenie”或法文alienation(“异化”)而接受什克洛夫斯基的“острaнeниe”这个概念的。“острaнeниe”的汉译至少有5种、被译为“异化”(14)、被译为“陌生化”(15)、被译为“反常化”(16)、被译为“奇特化”(17)、被译为“奇异化”(18)，在这几个版本中“陌生化”这一译法的流行度最高。 《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世界文论》[30]第1辑的“术语译释”中有张黎写的“陌生化效果”与张捷的谈“острaнeниe”的译法。张黎指出，“陌生化”是布莱希特从他家乡的方言里借来的。陌生化的经典定义见于布莱希特1939年的文章《论实验戏剧》：“把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陌生化，其意思首先是去掉事件或人物不言而喻的、熟知的、显而易见的东西，并对它产生惊异和新奇……” “陌生化”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界持续研究的主题：《关于“陌生化”理论》《“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与艺术接受》《陌生化，或者不是形式主义——从陌生化理论透视俄国形式主义》《陌生与熟悉——什克洛夫斯基与布莱希特“陌生化”对读》；出现了以“陌生化理论”为主题的专著，《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19)。 当代中国学者认识到，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有语言层次上的陌生化——“纵向选择”，通过词语的选择与替代，使语言变得陌生；也有结构层次上的陌生化——“横向联合”，通过排列顺序而使叙述顺序变得陌生，进而使得语言与结构变为审美对象。 当代中国学者观察到，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与电影理论大师爱森斯坦的理论思想，也是“陌生化”理论的变体。当代中国学者肯定，“陌生化”是文艺发展的一个基本动力；“陌生化理论”包含巨大潜能，可从诗歌扩展到小说、戏剧、电影。“陌生化”的提出，是一种新理念的建立。 当代中国学界也积极关注国外同行在“陌生化”理论研究上的最新成果。不久前，我们已经翻译了德国学者汉斯·君特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应”的一篇论文[31]，以及法国学者卡特琳娜·德普莱托梳理什克洛夫斯基的这一学说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的一篇文章。[32] 当代中国学者自觉运用“陌生化”理论解读中国文学文本或外国文学文本。有文章或从“陌生化”视角探讨美国诗人狄金森诗歌中的抽象意向、或考察作为艺术手法的“陌生化”在美国小说家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运用，或探讨康拉德的力作《黑暗之心》的叙述者、叙述接受者和“陌生化”；也有文章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家杜甫的诗创作、李清照的词创作与“陌生化”相通之处；或以“陌生化”理论梳理古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33]；甚至有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的“陌生化”理论，检阅到当代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在20世纪40年代的比较诗学论著《谈艺录》里，已经将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与中国宋朝著名诗人与批评家梅尧臣在其诗话中提及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诗学主张相会通。 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充分体认“陌生化”，不断追求“陌生化”。著名小说家韩少功在《再提陌生化》一文写道： 小说是一种发现。陌生化则是发现的效果呈现。客体陌生化是最容易想到和操作的一种。作家们不能用陈言扰民，总得说一点新鲜的人和事，于是“传奇”和“志怪”便成为其基本职能，有独特经历及体验的作家最易获得成功。战争(海明威)、监禁(索尔仁尼琴)、贫困(契诃夫)、救赎(托尔斯泰)、革命(雨果)、恋情(曹雪芹)等由此进入公共视野，总是搅得风生水起，让读者们惊讶不已又感天动地。主体陌生化是另一种，相对难度要高一些，却是新闻业高度发达以后作家们更应重视的看家本领，体现于审美重点从“说什么”向“怎么说”的位移。一些看似平淡的凡人小事，在这种叙述主体的魔变处理下，变成惊天动地的痛感轰炸或喜感淹没，也就有了可能。从玻璃、墙壁、尘土、窗钩、虫眼等最为寻常无奇的对象中，发现自己的惊讶和美。这种发现，就是陌生化的同义语，需要一种变常为奇或说废为宝的强大能力。这种能力首先是一种态度，即对人类认识成规和认识自满的挑战。在成熟的小说家眼里，这个世界永远充满陌生感。陌生化是对任何流行说法的不信任，来自揭秘者的勇敢和勤劳。[34] 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在文本解读中积极吸纳“陌生化”理论，积极运用“陌生化”学说。“陌生化”与“文学性”“形式主义”一同进入《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35]。当代中国作家与艺术家、批评家与理论家对“陌生化学说”已不陌生。“陌生化理论”已然融入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美学的话语实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