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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俄罗斯形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登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中国的接受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评介倾向。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一批学者开始努力透视形式论学派的思想精髓，竭力汲取其中方法论的精华。1989年，当代中国学界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译介与研究全方位展开。中国学者不仅全面译介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理论文本，而且还关注这一学派在当代文论界的命运，出现了各类研究成果。一类是以论文为主，进行专题研究；另一类是以著作为主，全面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专题研究就是对两个核心概念“文学性”与“陌生化”的深入探讨；另一个专题研究是“文学史观”的研究。新世纪以降，新气象集中体现在研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专著不断涌现，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领袖人物或主要干将的理论建树的个案研究，不少学者开始以比较诗学的视野来考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已经被当代中国学界(甚至民间)广泛接受，“陌生化”理论不再陌生。“陌生化”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界持续研究的主题。自觉运用“陌生化”理论解读中国文学文本或外国文学文本，或以“陌生化”理论梳理古代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当代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充分体认“陌生化”，不断追求“陌生化”，甚至有学者致力于建构中国的“陌生化”理论。 关 键 词：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中国/“陌生化”/翻译/接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WW003)。 作者简介：周启超，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领军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 “俄罗斯形式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中国登陆了。1936年11月出版的《中苏文化》第1卷第6期曾刊登过“苏联文艺上形式主义论战特辑”，介绍过当时苏联国内批评形式主义的情况。[1]后来，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1946)里，多次提到俄国形式主义，并运用这一学派的理论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考察，阐释文艺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2]之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30年间，中国学界很少谈及俄罗斯形式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当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也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个新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1979-1989)。在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各种思潮流派的开放大潮之中，尤其是在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开放背景之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得到初步“译述型”引介。“陌生化”理论令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与文学批评界大开眼界。 其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1989-1999)。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著作的翻译得以正面展开，有多种文选，如《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也有专著，如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更有名篇论文，如《艺术即手法》《词语的复活》《文学事实》；有的名篇还有多种译文，如《艺术即手法》《作为手法的艺术》《作为艺术的手法》；一些名篇进入高校文科教材《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研究全面展开。有专题研究，如对轴心概念“文学性”“陌生化”的探讨，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文学史观”与“文学观”的勘察。也有整体研究，如“形式研究法”“形式主义问题”“形式主义学派”等，出现了《形式主义文论》与《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这样的专著。① 其三为21世纪以来(2000-2012)，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著作的翻译继续得到拓展，塔尔图大学1976年编选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选》[3]也被翻译成中文。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研究得到深化：如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两大支脉即“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之学术追求上的分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国家艺术研究院”在诗学研究取向上的相通，20世纪20年代俄苏文论格局中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巴赫金与形式论学派，现代斯拉夫文论语境中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对艾亨鲍姆、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这些形式论学派大学者的个案研究，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历史局限的考察，等等。 如今看来，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一些核心学说与基本理念在当代中国已经得到相当广泛的接受，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文本的解读与文学史的建构。这一学派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这一学派推崇文学形式、文学手法、文学本位的思想旨趣，积极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文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与丰富，有效推动着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 一、新时期第一个十年(1979-1989)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各种思潮流派的开放大潮之中，尤其是在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开放背景之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得到初步“译述型”引介。“陌生化”理论，令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界与文学批评界大开眼界。 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介绍最早出现于1979年。英美文论专家袁可嘉在这一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发表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一文，提及作为结构主义先驱的“俄罗斯形式主义”。1980年，比利时学者J.M.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被译成中文，原著为1971年德文版，1974年英文版，在第二章“莫斯科”中有专门一节介绍“俄罗斯形式主义”。1983年，俄苏文论专家李辉凡的文章在《苏联文学》第2期上发表《早期苏联文艺界的形式主义理论》。也是在这一年，发行量很大的《读书》第8期刊登英美文论专家张隆溪的文章《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1984年，面向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界的《作品与争鸣》在第3期发表比较诗学专家陈圣生、林泰的《俄国形式主义》一文。俄罗斯形式学派文论就这样通过不同渠道的译述型引介，进入当代中国文学界。 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评介倾向。 李辉凡的文章《早期苏联文艺界的形式主义理论》，对俄苏形式主义的否定多于肯定，将其视为“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反映，甚至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文章介绍了“诗歌语言研究会”(ОПОЯ3З)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主张和影响。但是，对于什克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的理论学说，该文作者都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将之呈现出来的。这种“形式主义”观，是此前长期以来中国俄苏文学界追随苏联官方文艺学而对“形式主义”之政治的、阶级的定性之延续。但这种意识形态式的否定式评介在当代中国文学界并没形成主流。 张隆溪的文章《艺术旗帜上的颜色——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准确地捕捉到了该流派的核心概念：罗曼·雅各布森的“文学性”和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以“陌生化”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及“本事”(фa6yлa)和“情节”(сюжeт)。作者指出，正是这些概念和“陌生化”理论的提出，为现代反传统艺术奠定了理论基础。文章指出，形式主义文论的意义在于它希望建立一种科学的文学研究，而不是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心理研究等。文章强调：“形式主义者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形式主义’，即并非全然抱着超历史、超政治的态度。他们的‘文学性’概念不过是强调，文学之为文学，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社会或历史因素，而决定于作品本身的形式特征。他们认为，要理解文学，就必须以这些形式特征为研究目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只考虑社会历史因素。”张隆溪的文章客观地解读了形式主义强调的“文学性”内涵，辩证地评价了俄国形式主义的局限。作者提出，“把形式的陌生和困难看成审美标准，似乎越怪诞的作品越有价值，就有很大的片面性”了；把它们推到极限，也是不可取的，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早期的失误正在于此。这篇文章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重要人物、概念、观点、意义和局限的准确把握和中肯评价，为当代中国学者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新时期第一个十年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主要是在中国学界对当代西方文论引介大潮的席卷之中进入中国的。罗里·赖安与苏珊·范·齐尔合编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原著为1982年、中译本为1986年；英国学者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人合著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与比较》，原著为1982年、中译本为1986年；荷兰学者D.佛克马、E.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原著为1977年、中译本为1988年；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引》，原著为1983年、中译本有多种，有的译本易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译本为1986年；英国学者T.霍克斯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原著为1977年、中译本为1987年；美国学者罗伯特·休斯的《文学结构主义》，中译本为1988年；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②。这些著作的中译本，将当代中国学者的目光引向“俄罗斯形式主义”。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是在纵览西方文论思潮、梳理西方文艺学方法论的语境之中而与俄罗斯形式论相遇的。那个年代的读者，主要是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文艺研究的系统方法》、傅修延、夏汉宁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文化部教育局编写的《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思潮》、班澜、王晓秦的《外国现代批评方法纵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张秉真、黄晋凯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伍蠡甫、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之中接触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