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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期第二个十年(1989-1999)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1989-1999)。1989年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上可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有关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两部文选于3月同时面世：一部是《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由北京大学法文教授蔡鸿滨1987年完成翻译，据茨维坦·托多罗夫1964年编选的法译本译为中文。一部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由北京师范大学学俄文出身的青年学者方珊1986年完成编选与翻译，主要选自《1917-1932苏联美学思想史略》[4]、日尔蒙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文体学》[5]，梯尼亚诺夫的《诗语问题》[6]，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7]，什克洛夫斯基的《情节的展开》[8]等。第2个选本在1992年6月第2次印刷7000册。 1989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刊发了什克洛夫斯基著名论文的新译《艺术即手法》，由资深俄罗斯文学专家李辉凡译。之前，有青年学者方珊的译文《作为手法的艺术》[9]；之后，有谢天振的译文《作为艺术的手法》[10]。198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刊发了笔者的文章《在结构—功能探索的航道上——俄国形式主义在当代苏联文艺理论界的渗透》。笔者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苏联国内对俄苏形式学派文论进行了重新评价。这一学派的理论思想又一次对苏联学术界乃至世界学术界产生影响。有一批学者开始努力透视形式论学派的思想精髓，竭力汲取其中方法论的精华。笔者认为，俄苏形式论学派影响深远，它所焕发的生命力可从巴赫金、洛特曼、柯日诺夫——“以思想十分活跃、构想相当丰硕、多有卓然见识而引人瞩目”的这三位学者的著述中显现出来。这篇文章，其实源于笔者在1989年7月赴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留学之前完成的一项研究：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在当代苏联的命运。该文是长篇专论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后来就以《俄苏形式主义在当代苏联文艺学界的命运》为题，以乔雨这个笔名刊发在1991年第3期的《外国文学评论》上。 更为重要的还是正面研究。也是在198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1期刊发了钱佼汝的文章《“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 1989年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学说进入中国高校课堂，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④在总共20章里给了俄罗斯形式论两章的篇幅：一章是“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关于散文理论》，一章是“雅克布逊的语言学诗学观”。 1989年，当代中国学界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译介与研究全方位展开。就当代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接受而言，这一年简直可以说是这一个十年的缩影。 可以说，在新时期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学者不仅全面译介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理论文本，而且还关注这一学派在当代文论界的命运。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开采不断向纵深推进。1993年的《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刊发了李辉凡翻译的什克洛夫斯基的另一名篇《词语的复活》；1994年，什克洛夫斯基的专著《散文理论》的中译本终于面世⑤；1996年《国外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北京大学俄文系青年学者张冰翻译的迪尼亚诺夫的论文《文学事实》；1994年面世的《结构—符号学文艺学》⑥里收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与诗学》、雅各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合著的《评夏尔·波德莱尔的〈猫〉》、扬·穆卡洛夫斯基撰写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捷译本序》等重要文章。 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的中译本[11]、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的中译本[12]、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中译本的出版[13]，无疑从不同角度推动了当代中国学者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研究。 这些文本的翻译，标志着我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接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们为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并出现了各类研究成果。一类是以论文为主，进行专题研究；另一类是以著作为主，整体研究俄国形式主义。 (一)专题研究 这一时期，在一些重要期刊，如《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了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专题展开研究的论文，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专题研究就是对两个核心概念“文学性”与“陌生化”的深入探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发表在1989年第1期《外国文学评论》钱佼汝的文章《“文学性”和“陌生化”——俄国形式主义早期的两大理论支柱》。钱佼汝多年从事英美文论研究，时任南京大学外语学院院长。在关于“文学性”何以成为俄罗斯形式主义核心价值的问题上，钱佼汝认为：“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剔除传统文学研究中非科学的印象主义成分和伪科学的实证主义成分，使文学研究建立在真正‘客观’的和‘科学’的基础上。”“他们指出文学研究不应该再依附于哲学和美学，而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科学；不应该再热衷于那些与文学关系不大的有关历史、社会、道德、哲学、心理学或作者生平等方面的讨论，而应该把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到文学本体，即文学本身上面，着重探讨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钱先生在文章中十分准确地把握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革命”性意义，他写道：“俄国形式主义在本世纪初给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以一次革命性冲击，开创了现代批评的新时代，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能把俄国形式主义简单地看成是一种阅读文学作品和展开文学批评的新方法：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科学的’、享有独立地位的文学理论，从根本上改变文学批评的性质、任务、方法。”[14]这一评述十分到位。钱佼汝对“陌生化”的探讨也比较深入。文章认为，“陌生化”概念不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而且是结构层次上的。什克洛夫斯基的“故事”与“情节”的理论，托马舍夫斯基的著作《主题论》，都是形式主义在结构层次上的“陌生化”理论；语言层次上的“陌生化”是一种纵向选择，是语言的选择和替代问题，使语言变得陌生；结构层次上的“陌生化”是一种横向联合，是一个排列顺序问题，使顺序变得陌生。这两者都通过“陌生化”使语言于结构变为审美对象。 另一个专题研究是“文学史观”的研究。陶东风在《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撰文《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文学史观》，论述了其文学史的二元论模式——即文学发展动力的自律性和他律性并存，以及多元论文学史观——即在系统和功能视野中的文学发展史观。他所说的形式主义的二元论文学史观，主要是指形式主义后期理论的发展，从日尔蒙斯基主张文学既是艺术事实也是道德事实、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文学既有不依赖于环境的固定性又有对环境的依赖性出发。文章认为他们的文学史观是二元论的：文学演变既是自我约定的、自律的，又是受外因影响的、他律的；但他们并没有回答自律性和他律性两者之间是否可以沟通，如何沟通。特尼亚诺夫的以“系统”与“功能”两个概念为核心的文学史观则是一种多元论文学史观：特尼亚诺夫通过“体系”与“功能”建构起外部与内部各“要素”间的复杂关系，通过“言语定向”沟通了“自律性”与“他律性”。文学就是在“自律性”与“他律性”的多元“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得到演变与发展。 (二)整体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这十年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得到了整体观照。譬如，《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研究》[15]《形式主义文论》[16]将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作为一个体系来考察。在考察英美新批评与法国结构主义之前，全书用四章的篇幅来梳理“俄罗斯形式派”的缘起、演变概况、基本特征，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即程序、材料与程序、反常化与自动化、变形与差异，形式派中坚的诗性语与实用语、形式与内容、情节与情节分布，雅克布森的文学性、文学和语言学、语言学与诗学、极性概念与对等概念。 由于翻译与研究之全面推进，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历史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不仅仅在《苏联文艺学学派》[17]里，形式主义学派终于被确定为苏联文艺学派的开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朱立元主编的高校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1997)、南京大学中文系赵宪章主编的《西方形式美学研究》(2008)、苏州大学中文系朱栋霖主编的以外国文论来解读中国文学文本的《文学新思维》(1997)、和一些学者研究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研究小说叙述学与文体学的著作里，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个章节。 在这个十年里，译介的深化还体现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历史源头也得到深度开掘。在拙著《俄国象征派的文学理论建树》一书里[18]，笔者通过对安德列·别雷与瓦列里·勃留索夫的一些理论学说的梳理，阐述这两位象征派的理论建树还体现为他们是后来的形式论派“复活词语”的先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