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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陈文和编：《钱大昕全集》第7册，第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的参互研究》，吴福助编：《国学方法论文集》上册，第126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版。 ③参阅《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④(15)陈寅恪：《陈寅恪诗集》，第18页，第13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⑤(20)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222页，第1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卞僧慧：《陈寅恪先生欧阳修课笔记初稿》，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28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⑦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曾记其语云：“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5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⑧⑩(52)(54)(61)(91)(10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8页，第252页，第238—239页，第247页，第248页，第74页，第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⑨(53)《寒柳堂集》，第150页，第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8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逯耀东：《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学》，《胡适与当代史学家》，第202页，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 (13)陶芸编：《闲堂书简》(增订本)，第4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14)《太玄经》卷3，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6)例如，唐筼记录的《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刘隆凯《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第一讲都记录了该课使用的材料和方法。李坚《陈寅恪二三事》载：“记得他第一次上课，专讲关于他的历史观和治学方法问题。”(张杰、杨燕丽编：《追忆陈寅恪》，第2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7)(72)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79页，第23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8)陈寅恪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一般皆用“以诗证史”概括，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授课时，便将课名定为“元白诗证史”，现存其《元白诗证史讲义》；又有刘隆凯整理《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周师勋初《以诗证史的范例》指出：“他的研究方法，可称之为‘以文证史’。这个‘文’字，又当从我国古来广义的说法上去理解。他不但用诗、文、杂史证史，而且用小说证史。”(《周勋初文集》第6卷，第39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此说可从。 (19)李坚《陈寅恪二三事》引用1942年陈寅恪在广西大学讲授“唐代政治史”一课的话，载《追忆陈寅恪》，第247页。 (21)(76)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275页，第261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8，第29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0，《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 (25)(26)钱谦益：《钱注杜诗》上册，第4页，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7)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第9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8)如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利用了相当的西文(主要是英文)新资料，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 (29)李坚在《陈寅恪二三事》一文中，提及陈寅恪曾在黑板上书写过若干西方历史学家的外文名字，其中就有“德国考据学派史家兰克(Ranke)及英国剑桥学派史家阿克顿(Acton)”(《追忆陈寅恪》，第248页)。而阿克顿实即兰克在英国的传人，曾主编《剑桥近代史》，1919年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注册，其专业是世界史，就购买了这部十多册的巨著(参见余英时：《陈寅恪史学三变》，《中国文化》1997年第15、16合期)，并修习了“歌德之《意大利之旅》”和“现代德国史”两门课程(参见林伟：《陈寅恪的哈佛经历与研读印度语文学的缘起》，《世界哲学》2012年第1期)。俞大维也曾转述陈寅恪的话：“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怀念陈寅恪先生》，《追忆陈寅恪》，第8页)事实上，这些早年研修西洋史的知识背景对他后来从事的中国文化研究，也同样具有虽不明显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 (30)(36)[法]安托万·基扬：《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黄艳红译，第57、70页，第52、56、64、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1)[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第155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2)(34)(57)(65)(84)[美]吉尔伯特：《历史学：政治还是文化》，刘耀春译，第13—14页、第15—16页，第41、42、43页，“导言”第38—39页，第109、112、114、116、112页，第101—102页，第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3)(37)(38)(45)(46)(47)(48)(49)(50)(64)[美]罗格·文斯编：《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著作选》，易兰译，第79页，第346页，第139页，第336页，第20—21页，第349页，第328页，第336页，第52—5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5)(56)[德]斯特凡·约尔丹、耶尔恩·吕森编：《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杨培英译，第24页，“编者导言”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9)(51)[美]格拉夫敦：《脚注趣史》，张弢、王春华译，第93页，第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40)[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65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2)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附录”，第253页，台北三民书局1991年版。 (43)(44)《四库全书总目》卷45“史部总叙”语，第397页，第405页，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版。 (5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8)(60)(63)(66)(67)(81)[瑞士]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第4页，第17页，“导言”第16页，“导言”第18页，第63页，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9)(62)(90)[瑞士]布克哈特：《希腊人·导言》，《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王大庆译，第49—50、53—54页，第54—55页，第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8)目前已经发现的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64本读书笔记中，有藏文13本，蒙文6本，突厥回鸪文一类14本，吐货罗文(吐火罗文)1本，西夏文2本，满文1本，朝鲜文1本，中亚、新疆2本，佉卢文2本，梵文、巴利文和耆那教10本，摩尼教1本，印地文2本，俄文、伊朗1本，西伯来文1本，算学1本，柏拉图(东土耳其文)1本，亚里士多德(数学)1本，《金瓶梅》1本，《法华经》1本，《天台梵本》1本，《佛所行赞》1本。这些当然不是其全部。参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载《纪念陈寅恪先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74—87页。 (69)[英]贡布里希：《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第9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案：事实也正是如此，该书于1860年初版时，仅印了750本，却用了9年时间才售完。 (70)(71)曹意强等：《艺术史的视野——图像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意义》，第559—567页，第60—61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 (7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9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74)(75)(92)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自序”第1页，第27页，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7)张伯伟：《读南大中文系的人》，第2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8)卡尔·洛维特在《布克哈特的“文化”史》中指出：“布克哈特文化史严格说来不是政治史，尽管它显得是政治的。”又说：“布克哈特却是这样的历史学家：他实际上在为当前服务……而他需要借助历史理解当前。”见[德]洛维特：《雅各布·布克哈特》，楚人译，第297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79)周勋初：《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与清代朴学的关系》，《余波集》，第28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80)唐筼：《元白诗证史第一讲听课笔记片段》，《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第483—48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案：引文中的书名号和引号为引者所加。又刘隆凯《陈寅恪“元白诗证史”讲席侧记》一书的记录，亦可参看。 (82)[美]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林华译，第517页，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8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5—4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5)[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刘森尧译，第11、1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6)参见[美]史景迁：《王氏之死》，李孝恺译；《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7)卢汉超采访、翻译《史学的艺术——史景迁访谈录》，见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8)史景迁在接受卢汉超采访时，曾特别作了如下辨析：“将历史和文学合而为一与将历史和小说合而为一是大不相同的。当我们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质量，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我们是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他又说：“文学和小说往往不同。我想文学更是一种哲学传统。‘Literature’一词也与一种艺术传统相连。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见王希、卢汉超、姚平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第29—30页) (89)石泉：《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见胡守为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93)[日]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郑清茂译，第249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版。 (94)小西甚一：《日本文学史》，第238页。案：唐纳德·靳的语气是自负的，其著作也的确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比如他在1976年出版的讨论江户时代日本文学史著作(World Within Walls: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e-Modern Era，1600-1867)中，就有一个所谓的“著名论断”，即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坛是“高墙内的世界”，“此时的文学基本上是在没有借鉴外国的基础上发展的”(见[英]彼得·伯克：《文化杂交》，杨元、蔡玉辉译，第78页，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这就完全忽略了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后，每年从中国到长崎的船上大量输入的最新汉籍，也无视日本学者的众多先行研究，如山胁悌二郎《长崎の唐人贸易》(1964)、大庭修《江户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1967)，所以这一论断尽管是“著名”的，但也是荒谬的。 (95)(96)[日]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徐水生、张谷译，第286页，第26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9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林同奇译，第1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98)卞东波：《宋代诗话与诗学文献研究》，第440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99)[美]包弼德：《我们现在都是国际史家》，赖芸仪译，载思想史编委会编：《思想史》第1辑，第246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英文本见该书第253页。 (100)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2)[德]卡尔·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03)此处借用美国学者哈瑞·刘易斯(Harry R.Lewis)的一本书名——“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104)有关这一方面的详细讨论，参见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