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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陈寅恪看来，现代学术史上的新旧两派，“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其结果则是“两无成”，而其自我认知和研究实践表明，他从事的是“不古不今之学”。陈寅恪的学术研究方法，最具特色的是“以文证史”，他对此既重视又自信，显示了“不古不今”的特色。前人对这一方法的认知，多从中国传统寻找其渊源，且不认为是其新创。实际上，陈寅恪学术方法的形成，绝非中国学术传统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产物。就西学渊源而言，有人们熟知的兰克史学，尤其是其中久被遮蔽的“文学层面”的影响；也有人们未曾注意到的布克哈特的影响。通过熔铸中西学术，陈寅恪既开掘新史料，又提出新问题；既不固守中国传统，又不被西洋学说左右，终于在具体研究和方法层面一并完成其“不古不今之学”。当今学术突出的“病症”之一，就是缺乏自身的人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因此，陈寅恪在这一方面的探索和成绩，尤其值得发扬光大。 关 键 词：陈寅恪/以文证史/方法/不古不今 作者简介：张伯伟，南京大学文学院。 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程。阮元说：“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①在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而形成了不同于过去的新风气、新面貌；周法高概括说：“20世纪以来对中国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学术研究有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利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来研究的结果。”②而所谓的“新方法”，主要就是胡适等人提倡的西洋的科学方法，提倡用历史的眼光、系统的整理和比较的研究来从事于“国学”或曰“国故”③。百年来在中国人文学研究领域中，关于方法的探寻有哪些值得传承的经验，有哪些需要警惕的陷阱，有哪些尚待开拓的可能，值得我们为之总结、提升和新探。本文拟以陈寅恪为个案，对该问题作一考索。 一 何谓“不古不今” 对现代学术史作纯学术的回顾，最风光的当然是胡适一派，从北大到中研院皆然；最落寞的属固守旧学的一派，从东南到西南多有之。然而在陈寅恪看来，却是“田巴鲁仲两无成”④。关于这句诗的解释，颇为五花八门。我从前理解为指史学研究上的新旧两派，但未遑作文。后读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亦主此说，真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喜。上引陈诗的末句是：“要待诸君洗斯耻。”看起来是对北大史学系毕业生的期待，其实更是以此自期。此诗写于1929年，后来他在1932年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⑤在1936年又说：“今日中国，旧人有学无术，新人有术无学，识见很好而论断错误，即因所根据之材料不足。”⑥所以，他所谓的“学”指材料，“术”指方法。旧派乃抱残守阙、闭户造车之辈，新派则为据外国理论解释中国材料，并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在陈寅恪看来，旧派之闭目塞听、陶然自醉，固然难有作为；新派之高自标置、鲁莽夸诞，时或流于“画鬼”⑦。而他在1931年所强调的“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⑧，体现的也正是立足中国文化本位而又放眼世界的学术胸怀和气魄。可惜的是，陈氏的这一思想少有接续者，以至于在1945年而有“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事势，噤不得发”⑨的自叹。 既重视“学”又追求“术”，既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又不断开掘史料，吸取新知，与国际学术作对话和竞赛，这是陈寅恪学术的基本特征。至于其背后的以中国文化为托命之所，更非常人可及。他在1933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写审查报告时指出： 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并认定这种态度是“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且承此说而作自我评价曰：“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⑩对于陈寅恪的这句自述，汪荣祖解释为专攻“国史中古一段，也就是他研究的专业”(11)，实为误解。逯耀东另解作“超越今古文经学，专治乙部之学”即史学(12)，更属臆测。其他议论纷纭，不烦一一列举。综观众说，以先师程千帆的解释最为精辟，他在1995年致门人的信件中指出： “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在《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13) 把这个意思放回陈寅恪文章的语境中，也是极为恰当的。《太玄经》为汉代扬雄所著，对这两句话晋范望解曰：“马童牛角，是其常也……更而颠到，盖非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14)陈寅恪在1964年写完《柳如是别传》后的《稿竟说偈》中，也用到“非旧非新，童牛角马”(15)的表述，这一方面可以证实其喻的确出于《太玄经》，另外也可以表明，其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此说来，陈寅恪所自许的应是新旧之间的第三派，借用禅宗史上的名词，似可称作“教外别传”。 如果仅仅就新旧来划派，陈寅恪当然应归入新派，所以非常强调“术”，也就是方法。他讲授课程，往往开宗明义，陈述该课程在材料和方法上的特点(16)。他研究学问，无论明言抑或暗示，字里行间也往往透露出对方法的追求。但他与一般新派人物(比如胡适、傅斯年)的最大区别在于：他采取的路径并非“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而是追求自创一路的方法。他在1957年致刘铭恕的信中说，其近年从事著述的特点是“用新材料，新方法”，“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太史公冲虚真人”在当时或别有所指，但若从广义来看，实际上也就是西洋学说。说得更具体一些，他的新材料乃“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17)，“新方法”就是“以诗证史”，或更确切地说是“以文证史”，所著者即《柳如是别传》等(18)。在表述上可以是对新旧两者的否定，也可以换个说法，“既吸收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结合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等西方的语言文字考据方法”(19)，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陈寅恪对自己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既自信又重视，在1968年的垂暮之龄，他曾对其多年的助手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20)所以，说陈寅恪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充分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当非无稽之谈。 那么，就“以文证史”这一方法来说，其学术渊源和学术特色何在？现有的研究多从中国传统揭示其渊源，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许冠三指出：“以诗证史一法，亦非寅恪首创。”并远溯北宋时代，近举王国维、胡适、郭沫若、邓之诚等人的著述，以为皆“从以诗证史宗旨着眼”(21)，从之者颇众。但如果仅仅这样，一则只是在传统学问的基础上作推演，二则同时代相类研究者亦多，哪里谈得上是陈氏学术的重要特色，又如何当得起“不古不今”之学术品格的自评？所以，对于这一方法的形成，有必要再作新探。 以中国传统来看，诗与史的关系本来就是密切的。自从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22)，《诗》与《春秋》在精神上就建立起某种联系。东汉后期郑玄治《诗经》，专用孟子之法，有《诗谱》又有《诗笺》。“《谱》也者，所以论古人之世也；《笺》也者，所以逆古人之志也。”(23)将《诗经》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影响很大。到唐代，杜甫的作品被称作“诗史”，宋人注释，务使与纪传相符，典型者如陈禹锡之注杜，“自题其书曰《史注诗史》……必欲史与诗无一事不合，至于年月时日，亦下算子，使之归吾说而后已”(24)。尽管有所谓的百家、千家注杜，但大多机械地理解诗与史的关系，把诗等同于史，难免胶柱鼓瑟。至钱谦益乃嘲之为如“鼷鼠之食牛角也，其啮愈专，其入愈深，其穷而无所出也滋甚”(25)。故其自注杜诗，乃将“诸家曲说，一切削去”(26)，取得很高成就。陈寅恪对钱谦益关注甚深，对其注杜尤为瞩目，《柳如是别传》中就有一大段篇幅讨论钱谦益、朱鹤龄杜诗注公案。他对钱注杜诗的整体评价是：“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27)既然如此表彰钱氏的“诗史互证”法，则这一方法对他自己也必然会有影响。但陈寅恪的“以文证史”法，绝非仅仅来自于中国学术传统的自然演变，其“学”其“术”之形成，是中国传统与西洋学术嫁接后的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