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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陈寅恪的启示 处于21世纪的今天，陈寅恪当年所指陈问题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问题本身却并没有得到解决。“有学无术”和“有术无学”的倾向，在今日学界依然存在。缺乏自身的人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更是当今学术突出的“病症”之所在。因此，陈寅恪在这一方面的探索精神和成绩，尤其值得继承、发扬、光大。 今日的人文学研究，应该把对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百年前东亚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在“术”的问题上，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向欧美学习。但是百年来东亚地区一味模仿、引进欧美理论和方法的后果如何？不妨看看以下事实： 1975年前后，日本笔会为祝贺美国学者唐纳德·靳(Donald Keene)的《日本文学史》写作计划而举行座谈会，“其中好几次出现了这样的颂词：只有美国学者才能写出真正的日本文学史”(93)。而唐纳德·靳的写作动机，也缘于此前读到佐佐木信纲《上代文学史》后的感想：“我们毕竟还是不得不为自己写文学史。不管日本人的评价如何，佐佐木氏的著作与我们的趣味相去甚远。”(94)福井文雅对西洋学者的类似批评也是记忆犹新：“日本汉学家虽然拥有广博的知识，但缺乏科学的整理而使之上升为学术研究的方法”，“日本人写的论文是知识的罗列，这并非学术”(95)。这些批评有时兼涉中日两国学者：“中国人和日本人虽然有文献的知识，却不懂得处理、研究文献的方法。”(96)保罗·柯文(Paul A.Cohen)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说：“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97)而在前些年，宇文所安也曾多次对中国学人当面直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欠缺理论意识”(98)。至于包弼德(Peter K.Bol)针对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也预言了如下结果：“除了欧美思想架构体系以及方法论在世上不同语言国家中的扩张外，思想史在国际转向上还能有其他作为吗？其他文化(例如南亚与东亚)能有所回馈吗？儒学学者能有所回馈吗？我觉得对此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不能’。”(99)这些评论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从而调整我们的学术重心。 “学”和“术”，用另外一个表述，不妨称作材料和方法。在材料的挖掘方面，百年来的成绩突飞猛进。材料、观念、方法的更新，便可能导致古典学的重建。裘锡圭把第一次重建的时间定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把今天受赐于“出土资料”而“走出疑古时代”，看成是第二次古典学重建的开始(100)。其实，现代的所谓“新材料”，是包括但不限于“出土资料”的。但仅仅有了新材料，是否必然会导致古典学的重建？是否必然会形成“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01)？回答是否定的。就好像法国18世纪的哲学家们，虽然“砸烂了圣·奥古斯丁的《天城》，只不过是要以更行时的材料来重建它罢了”(102)。易言之，即便使用了“更行时的材料”，但重建起来的依然是一座中世纪的旧城。我们的确在材料的挖掘、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还应该继续，但如果在学术理念上，把文献的网罗、考据认作学术研究的最高追求，回避、放弃学术理念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探索，那么，我们的一些看似辉煌的研究业绩，就很可能仅仅是“没有灵魂的卓越”(103)。 陈寅恪的“以文证史”是其文史研究的新方法。他实践了“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历史经验，既开掘新史料，又提出新问题；既不固守中国传统，又不被西洋学说左右。在吸收中批判，在批判中改造，终于完成其“不古不今之学”。他不止在具体研究上有许多创获，尤其在学术方法上有所建树。今日中国学术如能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努力，其在国际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必将形成另外一番面目。我还是要说，在进行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和探索时，应该坚持以文本阅读为基础，通过个案研究探索具体可行的方法，走出模仿或对抗的误区，在与西洋学术的对话中形成。在今天的人文学理论和方法的探求中，套用西方固不可为，无视西方更不可为。我们的观念和方法应该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独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学术研究(1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