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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布克哈特与“以文证史” 至于布克哈特，他一方面追随兰克，另一方面又是第一个将文化史和艺术史相结合的欧洲学者。在耶尔恩·吕森和斯特凡·约尔丹开列的“积极接受兰克思想的欧洲代表人物”的名单中，就有年轻的瑞士人布克哈特，并认为他“为艺术—文化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56)。这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1843年，布克哈特在填写其个人履历的时候，说自己有这样一位老师：“对这个人无论如何赞美都不为过，莱奥波德·冯·兰克”；40年后，在他撰写自己的悼词时再次认为有必要重申自己曾是兰克的学生。在布克哈特看来，“将文学艺术与精确的学术研究相结合则是兰克最早两部伟大的史学著作独一无二的特征”。这指的就是兰克的《教皇史》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对布克哈特来说，这两部历史著作构成了兰克所有著作的导言，他认为政治史和文化史似乎不可能截然分开。”而这两点，也构成了兰克和布克哈特的共同纽带，尽管他们的史学方向、趣味和认识有差异(这或许是布克哈特再三强调自己是兰克弟子的原因之一)，“兰克被公认为政治史学派的领袖，布克哈特则写出了最出色的文化史著作”。(57) 和兰克一样，布克哈特也十分重视研究方法的探索。他在《世界历史沉思录》的“导言”中指出：“在研究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走出自己的路子。每个人所走的道路体现了他的精神思路，因此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进他的研究课题，并且根据自己的思路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方法。”(58)作为一个注重文化史写作的史学家，布克哈特在史料的运用和批判上也有其自身的准则。史料当然要全面系统，但文化史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是由一种无意的、超然的，甚至是偶然的方式传达的材料所组成的”。对于史家来说，就是要善于把握其中体现出来的“持久的和典型的东西”，“这只有长期的和广泛的阅读才能确认这一点”。其中文学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他说：“教师应该不断地强调，每一个有名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原注：仅仅是汇编在一起也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文化史研究的素材。”具体包括了叙述性作家、诗歌和哲学。由于强调阅读的整体性，他甚至说：“研究者同时应当认真地阅读很多二流和三流作家的全部作品……最重要的东西往往是在很遥远的地方被发现的。”(59)因为在一个文化史学者的眼中，“所有流传下来的东西都与它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有某种联系，并以特定的形式解释和表达那个时代”(60)。既然有如此丰富的文献，判定其真实性便是首要的问题。中国拥有漫长的文献历史，在传世文献中，由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人事的原因，也存在不少伪书。前人判定伪书的态度，往往颟顸武断，一得“伪书”之“恶谥”，便似全无价值。古书流传至今，固然有全真全伪之书，但也有不少属于真伪混杂。既不能以伪乱真，也不能因伪废真。对此，陈寅恪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   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61)此诚为石破天惊之论，但似非陈氏创见。布克哈特在关于希腊文化史的演讲中就已经指出：“我们从希腊的往昔搜集来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种史料……即使是伪造者，一旦被我们识破，了解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其伪作也能够不自觉地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62)他又说：“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小说，许多人把它们当做历史来读。里面的故事虽然经过加工，但总体上是真实的。”(63)这与兰克不同，兰克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发现其中在具体细节上的错误，就“不能接受司各特这种带有偏见倾向的描写”(64)。但布克哈特重视的是人类生活中较为恒定的社会状态，而非个别人物的所作所为，与典型的和持久的相比起来，具体人物和事件的前后顺序反而是次要的了。吉尔伯特曾作了这样的总结：“文化史家不打算从材料中了解过去的‘事实’；他研究材料是因为他们表达了以往时代的精神。因此，它们是不是准确的事实、是在撒谎或夸大其词或杜撰都无关紧要。即使误导性的陈述也可能告诉我们以前某个时代的精神。”(65) 布克哈特对于文献的开发有着无穷的积极性，他说：“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在资料上下工夫，那么资料中蕴藏着的重要的信息一定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或者命中注定的时间作为回报向我们招手。换一种表达方式，我们从许久以来的清规戒律或者故纸堆中突然获得一个崭新的启示。”(66)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就有专门一节“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诗歌”，他从认识人的本质出发，极其强调诗歌对于历史研究的作用：“历史能够在诗歌中找到它最重要的源泉，而且这些素材属于最纯真的和最美好的(案：在布克哈特的手稿中，使用的词不是‘最美好的’而是‘最可靠的’)。首先，多亏了诗歌，历史对人的本质才有所认识，其次，诗歌在理解时间方面和民族方面的问题上为历史提供了诸多的启发。对历史地考察世界的人来说，诗歌提供了有关各个民族的永恒的画面、提供了有关这些民族的各方面的信息，而且经常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或者是保存最好的信息。”(67)在这一节中，他论述的范围包括史诗、抒情诗、小说、戏剧以及其他造型艺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专门论及中国戏剧。随着相关史料的不断发现，或许会有直接证据表明陈寅恪读过布克哈特的书(68)。不过从常情推断，布克哈特曾在1872年被邀至柏林大学接任兰克退休后空出的教席，他拒绝了这个荣耀而留在瑞士，此举为人熟知，其博学和人格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而根据另一位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英国学者贡布里希的概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起初销售不畅，但约三十年后，这本书不仅在史学家中，而且也在普通读者中变得非常出名和流行。”(69)好学的陈寅恪适逢其时地在德国和瑞士求学，1909至1911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11至1912年留学瑞士苏黎世大学，1921至1925年再度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他熟悉布克哈特的著作和观点。近年有学者指出，陈寅恪对于艺术史十分重视，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身体力行“图像证史”的手段(70)，而布克哈特就是19世纪最负盛名的艺术史家，他的名著“审慎地、隐然地‘图像证史’”，“创造性地突破了依据年代叙事的传统史学，建立了以论题为经纬编织有机的文化史的新范式”(71)。这一类似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尽管仍然是不着痕迹的。 1944年，陈寅恪初成《元白诗笺证稿》，在给陈槃的信中说：“前作两书，一论唐代制度，一论唐代政治，此书则言唐代社会风俗耳。”(72)言社会风俗，当然重在文化，但即便研究制度和政治，他的重心也还是在种族和文化，所以更重在具备文化史的眼光。其讨论隋唐制度渊源，特别阐明“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73)；在陈寅恪看来，“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74)，但他撰写唐代政治史，却着重指出：“唐代安史之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间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75)尽管其研究面甚广，但聚焦所在是文化问题。陈寅恪重视史料，有学者甚至将他归为“史料学派”，认为“他对新史学的贡献，首推史料扩充”(76)。这固然不错，但仅仅是其一面(如果不说是表面的话)。对此，程千帆生前曾说：“寅老以考据家的面目出现，谈论的实际上是文化的走向问题。可惜从这一点研究者尚少。”(77)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相融合，明显可以看出布克哈特的痕迹(78)。周师勋初曾经这样概括陈氏治史的特点：“史家的眼光，文学的意味。”(79)这与布克哈特史学的特征也是可以印证的。 就“以文证史”而言，陈寅恪绝非沿着传统路数顺理成章所致，比如在洪迈到钱谦益基础上的踵事增华，其眼光及手段也绝非同时代学者可与相比。明显的一例是邓之诚，其《清诗纪事初编》秉承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但其学术方法完全属于中国的旧学传统，其所成就也完全属于“旧人”的“有学无术”。陈寅恪则不然，他一方面熟稔中国“以诗证史”的传统，另一方面又从兰克、布克哈特等人的学术中受到启示，再根据中国文献自身的特色，开创出“以文证史”的新方法。陈寅恪在使用这一方法时，不仅仅是扩充了史料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特征作出了辨析，而在这一辨析过程中，心中实有“外国”史料的对比在。他在20世纪50年代讲授“元白诗证史”课，第一讲开宗明义揭橥其史料与方法： 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与历史之关系： 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著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 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唐人孟棨有《本事诗》，宋人计有功亦有《唐诗纪事》，但无系统无组织……即使是某人之年谱附诗，也不过把某一个人之事记下来而已，对于整个历史关系而言则远不够。 综合起来，用一种新方法，将各种诗结合起来，证明一件事。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作用： 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 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 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纠正。 “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80) 从以上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这种方法与纯传统或纯西方者都不同，所以称得上“一种新方法”。就中国传统而言，虽然在唐宋时代已经有了《本事诗》《唐诗纪事》等书，但“无系统无组织”；自宋迄清，尤其是在清代，无论是笺注前人作品，还是自己(或门人)编集，往往附入年谱或按年代次序作品，也仅局限于一人，不能从整体上说明与时代的关系，或证明一事之发生及经过。而陈寅恪是要综合史料，连贯地考察时间、人事、地理，这与兰克、布克哈特重视史学叙述中的完整、连贯具有同样的学术特征。再就西方传统而言，由于其诗多“为宗教或自然而作”，缺乏时间、空间和人物的要素，因此，很难用来充当“证史”的材料。布克哈特虽然不否定诗歌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他主要是为了证明“时代精神”，而非具体的人事。若想注重后者，他也不得不承认：“小说能够展现一个广阔的生活场景，并且不断地联系现实。”(81)故以史料的采撷和论证的步骤言，“以诗证史”也不是西方的学术传统。陈寅恪是取西方观念与中国文献相结合，开创了“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这才当得起“不古不今”的学术品格。 同样是“以文证史”，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更多是利用小说等叙事体文学。尤其是在19世纪的德国乃至欧洲，历史和小说关系的密切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雅克·巴尔赞(Jacques Barzun)在其文化史巨著中综述了这样的论述，比如“司各特教欧洲学会了历史”，又比如法国历史学家说，“必须‘阅读并吸收’巴尔扎克的小说之后，方能动手写史”。最后的结果是：“历史读起来就像一本小说，而小说几乎就是历史。”(8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够重新理解已经熟知的恩格斯在1888年《致玛·哈克奈斯》信中的话，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自己从其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83)。布克哈特提倡的文化史研究，也不断强调阅读有名的古典作家，甚至是二流、三流作家的全部作品。而“对兰克，一如对兰克的许多同辈来说，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曾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激发了他对往昔事件的兴趣”(84)。直到20世纪的德裔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他所运用的“以文证史”的方法，仍然取材于小说，表现的还是西方史学的传统，尽管其学术背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作者驳斥了后现代历史学有关“事实是被创造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观点，把小说看成是一面反映现实世界的“扭曲的镜子”，并最终以一言而蔽之：“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85)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老练的读者，可以把历史知识和文学经验融为一体，使小说成为发现历史真相的辅助。此外，作为美国汉学家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他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时候，偶试“以文证史”之笔，也是借用了《聊斋志异》这类虚构的故事，来呈现清初山东郯城乡村中可能发生的情形(86)。一位接受了中国史学训练的学者说：“在中国，历史学家一般不用《聊斋志异》或《红楼梦》之类的材料。”他答复道：“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小说。但同时我们知道蒲松龄正是生活在本书所涉的时代。尽管是小说，它代表了一种见解。”(87)不止于此，他还明确区分了所谓“文学”和“小说”与历史相结合的不同性质(88)。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强大而持久的西洋学术传统。作为熟悉德国史学的陈寅恪，对这一路数不会陌生，但是具体到中国文献中，小说本是“小家珍说”之意，在传统观念中，属于君子不为的“小道”，其在文学中的地位，远不能与西洋小说在其文学世界中的地位相比，“以文证史”如何对待此类文献？据陈氏门人石泉的回忆： 先师讲课及研究过程中，在掌握史料方面“以诗证史”之例颇多，前人已屡有称述；但“以小说证史”之论点，则在讲课过程中亦有所阐发，大意谓：有些小说中所叙之人与事，未必实有，但此类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则诚有之……先师称之为：“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89) 所谓“个性不真实，而通性真实”的意见，实有类于布克哈特的立场，即关注材料所说的内容是不是“典型的和持久的”。或者用他另一番话来表述：“即使一个已经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并未真的发生，或者并不像人们所报道的那样发生，但认为它确实发生过的看法已经通过论述的典型性保留了其价值。”(90)这个“典型性”就是“通性真实”，它无关乎著述形式，也不在乎官修私撰。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陈寅恪提出：“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91)例如，为了证明唐代自高宗、武后以后，朝廷与民间皆重进士而轻明经，他引用了康骈《剧谈录》中的故事，并加案语云： 《剧谈录》所纪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92) 他是从“通性之真实”着眼取材于“小说证史”的。尽管“以文证史”是19世纪后期德国兰克史学的特征之一，陈寅恪也耳熟能详，但他还是根据中国小说的文体特征，在采撷此类材料时提出“通性之真实”，使有疏误的材料也能发挥史学上的“珍贵”作用。这就有别于兰克史学的方法，兰克因为司各特小说中的“错误”而最终只能放弃使用。至于就中国传统眼光来看，小说与史地位悬殊，若“以小说证史”无异于不经之谈。即使在与陈寅恪同时的一些优秀学者如陈垣、岑仲勉等人的眼中，小说材料也只能有限利用，终不能与正史“等量齐观”。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与彼此在学术上的背景、取向、境界之别大有关系。也正因为如此，陈寅恪的“以小说证史”同样体现了其学术上“不古不今”的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