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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礼乐编次到《春秋》编次 我们再回到《毛传》部分字词训诂的“失序”问题上来。联系上文的论述，特别是《尔雅·释训》与《毛传》的关系，战国秦汉之际三家《诗》、《毛诗序》、《毛传》、周礼演乐之间不同的《诗》的编次，季札论《诗》与春秋战国之际《诗》文本结构的调整诸问题，我们或可推测《毛传》中部分训诂的失序，说明《风》、《雅》、《颂》之传在最原初的时候，很可能是先后撰述的，即《风》、《雅》最初并非并行编排于一书。这恐怕与二《雅》的经典化较早有关。《左传》所载春秋时代人引《诗》本以二《雅》为主。《尔雅·释诂》一篇所录古字，与二《雅》相关者两百条左右，与《周颂》相关者四五十条，而与十五《国风》相关者不足九十条。故最早对《诗》作注，应该开始于《雅》和《颂》。待《风》诗编成之后，始有对《风》作注，而二《南》、三《卫》等较早成熟的部分，作注也早。因此《释诂》中与《国风》有关的八十余条文字，这五国之《风》就占五十余条，《左传》所引风诗，也以这五卷为主。因此，不排除其中有一些风诗本与《雅》、《颂》相混。如《大戴礼记·投壶》篇曰：“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朱东润先生云：“今《鹊巢》、《采蘩》、《采苹》、《驺虞》诸篇在《二南》，《伐檀》在《魏》，皆与《小雅》无涉。然则，《风》中固有尽可称《雅》者。”(34)故总体而言，今本《雅》、《颂》的注出现得相对更早。 《风》诗编成之后，最开始很可能是附在《雅》、《颂》之后的。这就是为什么今本有许多字、词训诂不见于《风》而见于《雅》。《风》的训诂本就是参考《雅》、《颂》而为的。这在今本《毛传》中依然可见。以此可推断，《雅》原来可能编于《风》前。当然，《风》、《雅》也许在春秋时代有过分别流传之阶段，但今已不可考。 季札论《诗》，顺序是《国风》、《小雅》、《大雅》、《周颂》以及六代之乐，大体与今本一致。但是《毛传》相对古老的注释却显示，《毛诗》的原始文本顺序应该是《雅》在《风》前，三《颂》的次序未知。从春秋以来流传的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之乐，确为《雅》在《风》前。《论语·泰伯》：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35) 《论语骈枝》释之曰： 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36) 孔子所谓“师挚之始”，即师挚演乐之始；“《关雎》之乱”，即《关雎》作为乐终之歌，“洋洋乎盈耳”者正是。检《仪礼》之《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诸篇，可知这几个相沿至汉的古礼，有固定的演乐程序：工鼓瑟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南亥》、《白华》、《华黍》；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此礼乐程序中，《诗》乐乃是自《小雅》而至二《南》，所谓“《关雎》之乱”者，即以二《南》六篇合乐。可见《毛传》所反映的古《诗》编次，与古礼演乐顺序相近。这是一种早于季札论《诗》时代的编次。 另外，《毛传》某些训诂所显示的《诗》之编次，不管是《风》还是《雅》，与今本大异。若以今本为据，其编次则错乱不堪。尤其是一些在今本中排列很近的诗篇，如上文所举“愿”字之例。《终风》、《二子乘舟》均编于《邶风》，《终风》编在《二子乘舟》之前，然《毛传》于《二子乘舟》作注。一卷之内，出现如此次序之颠倒，是难以理解的。可知最古老的《诗传》出现之时，《诗》的编次与《毛诗》及三家《诗》，是两种不同的编纂逻辑。我们知道，今本很可能源出孔子编纂之本，所谓归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者也。孔子之后，《诗》虽有大小《雅》的对调及《六月序》所记具体篇目的变动，但整体上还是延续了孔子编《诗》的结构。因此，《毛传》所体现细部的诗次的无序，反而更像是《雅》、《颂》各得其所之前的状态。据此故大胆推测，最原始的《诗传》极可能是孔子之前的遗产。 《毛诗》古本显示了由天子到诸侯的顺序，而今本则是由四方到天子的顺序。首天子而次诸侯，也是《春秋》学之特点，即首言“王正月”之意。此种次序已见于季札论《诗》，故三百篇《风》、《雅》、《颂》的文本大局也当由孔子论定。故孔子之前的《诗》，与孔子之后的《诗》，文本编次当有很大的不同。孔子之《诗》重构了三百篇的序列和结构，使之更符合周之礼乐制度和历史情实，并确立了《风》、《雅》、《颂》的顺序。子夏或其后学，又依据《春秋》精神，对调了《大雅》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使二《雅》皆有美刺。这大概是《诗》文本至战国初年所发生的最具革命意义的两次重编。可以说，子夏时代之前的《诗》文本，乃是一种礼乐编次；而子夏时代之后，《诗》乃是一种《春秋》学编次。 《诗序》所体现的正是《诗》的《春秋》学编次，这种解释体系的出现，与子夏时代《诗》文本内部结构的调整关系非常密切。因二者解释路径一致，可以认为它们是伴生关系。换句话说，《诗》文本内部结构的调整、《诗序》(《小序》)解释学的出现，应大体同时。 至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不同的《诗》的传本。这正是《六月序》以及郑玄《诗谱》中浮现出的问题。特别是《小雅》无厉王诗之问题，个中缘由，实如前文所述，因战国初年《大雅》、《小雅》部分诗篇的互换造成。原本《小雅》中《六月》之前为刺周厉王而作，无颂美文王、武王、成王者。而《大雅》中无厉王、宣王、幽王时期作品。大约在战国初，《小雅》有十几首诗被划入《大雅》，而《大雅》一部分文、武之篇则划入《小雅》，形成二《雅》皆有美刺之格局。同时以春秋以来的《诗》旨为依据，出现统一编纂的《诗序》，其统一之处便是强化《诗》整体历史批判色彩，即依据《春秋》学思想而进行的重新建构。虽然今本《毛诗》多与春秋时代所用的诗旨相近，但其整体解释上的《春秋》学风格，却应是《春秋》学发达之后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