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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引言 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研究的终极问题。从公元前五、六世纪古希腊时期的“名实之争”到先秦名家的“诡辩论”,从语义等于简单的编码和解码的语码论(the Code Theory)到语义属于非论证性的推理(non demonstrative inference),从Frege的语义组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到认知语言学家所倡导的语义整合性(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ion),从意义等 于大脑中的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到社会中一组可供人们选择的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意义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于意义的变化,传统语言学家主要通过历时的对比,研究个别词意义的扩大、缩小或转移,无法解释和揭示出意义变化的本源。近年来,为了加深对各种语言现象的认识,语言学家们开始不断从边沿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神经生理学等领域获得新启发(桂诗春,2004)。鉴于此,为了从宏观上把握意义变化的规律,深化我们对意义的认识,本文拟借助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的相关思想,将汉语新词置于意义进化论和生态语言学的大框架中,分析意义演变进化的机制及其背后的动因。 2.0意义进化论与意义的演变、进化和传承 意义进化论最早由Halliday(1992)提出,其核心思想是从种系进化(phylogeny)、个体进化(ontogeny)和语篇进化(logogeny)三个层面阐述人类语言从原始语言向现代语言进化和传承的结果。意义进化论认为,原始语言的表达层面(the plane of expression)和内容层面(the plane of content)是一对一的关系。在其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这两个层面逐渐分裂,通过词汇语法系统(the lexico-grammatical system)使人类语言的使用脱离了直接的情景(immediate situation),最终使人脱离了大自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认知主体(严世清,2002)。 与其他印欧语言相比,意义的演变和进化在汉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受汉字语符形式的制约,汉语不能像英语那样灵活造字,而只能通过意义的演变,与其他字/词相结合来满足语言灵活使用的目的。Halliday&Matthiessen(1999)曾采用生物科学上的一对术语“转化(transform)”和“转导(transduct)”来表示语言进化的方式。在生物学上,转化会导致基因突变从而产生新的细胞形态,而转导所导致的变异不是根本性的,不会造成原有细胞形态的改变(严世清,2012)。我们借鉴这对术语,在本研究中提出“意义基因”的概念,指在意义的进化过程中通过复制,大量创造新词的最基本的意义单位,并以此将汉语意义的演变进化方式分为意义基因突变和意义基因变异两类。前者指一个原始词的表达层和内容层分裂,与其他词的表达层或内容层重组,构成一个新词语,表达一个新概念; 后者指一个原始词的意义在新词中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还不至于导致原有表达层和内容层的分裂,与原始意义仍然有很大的联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