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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万岁

http://www.newdu.com 2017-10-11 大众网 张慧萍 参加讨论

   和许多平常的日子一样,下班了,关上电脑回家。同事说,这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晚和谁过啊?最后一天?我恍然意识到,又要过年了。2012闪了一下刚过去,2013又要过去了。对于忙于生计的人,所谓年头,就是一个个闪回。
       这最后一年的末日,被商家炒成了消费者的疯狂,被流行弄成了“和谁过很重要。虽然觉得无聊却又随上了大流,而和“很重要”的人走进影院却又不知为什么贺岁。当看到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已经排满了座位,就觉得很多无聊其实就是芸芸众生的“活着”。
       明明知道是一部很烂的恶评如潮的烂片,却想看看到底怎么个烂法。明明知道有人以喜剧的名义赚钱,却也试图用钱换取一份轻松快乐。
       尽了最大的耐心还是无法忍受刻意制造的无聊,忍着恶心走出了影院,“很重要”的人说,“死心了吧?你这烂人。”
       是的,挺烂,我的2013
       这一年,我和我的周刊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人。
       19年前,我连报眉报底也不懂,居然无知者无畏,怀揣一个梦,且叫做新闻理想吧,筹办一份没有正式刊号的报纸《东方讯报》(齐鲁周刊的前身),刚刚开张,来了一位老人,他从铁路党校副校长的职位上退下来第二天就加盟了我们。
       创刊的难,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找人,最难的是找钱,而找钱的难,是必须把雅事变成俗事,把尊严换成厚脸皮。恰恰是他,这个从“神学院”出来的神老头,一进报社就让我把他打回了“原形”。
       为了帮我找钱,他调动起所有的人脉资源,桃李裙带,带着我东跑西窜拉广告,弄赞助。为了顾及我的面子,又要保护我,原本酒量不大的他,每端起让人眼晕的大酒杯,都是英雄般气壮山河:“我代表她,干了”!
       在无数个俗不可耐的酒场上,在无数个用生命拼杀的“干杯”中,报社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使《东方讯报》蜕变成《齐鲁周刊》。每每弄到一笔赞助,晕乎乎的我们便大发感慨,这喝的哪是酒啊,是报纸,是生命!
    好日子刚刚过了几年,一个突发的变故使刊社从小康之家一夜变成了穷光蛋。我借了一辆车,急急忙忙请他帮着借钱,在遭受了几次拒绝之后,我们跑到临沂一家企业求援,还记得那一天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路边的枯树上,乌鸦也冻得小腿打颤。我的心缩成一团,如果不能尽快地借到一笔钱,刊社就要关门。
       虽说这家企业的老板是他的老朋友,可人家曾经帮过我们,再去借钱,脸皮得多厚啊!还是在酒桌上,还是满满的大杯酒,还是气壮山河般的“干了”掩饰下的尴尬和壮胆,我们如愿以偿。不同的是,这一次,老人家从自己家里带去了一份厚礼。在刊社最难的日子里,在许许多多的尴尬中,他和我一起熬过了15年。
       每当在我们难以为继,快要撑不住的时候,老人家都笑眯眯地对我说:别泄气,再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活着就是硬道理!
       他叫王永善,齐鲁周刊社的编外员工。2013年的秋天,这位老人去世了。我大泪滂沱,不为他的死,为我们曾经的活着。他留给我的精神遗产是,对于卑微的人群来说,活着的意义永远大于尊严。暂且不管这是谁的悲哀。
       每当看着办公室里码成一摞摞的《齐鲁周刊》,回想起这些年经历的挫折和磨难,连我自己也难以置信,这就是总编吗?总编就是这样的么?从一开始就是找钱的?杯具的是到现在还在找。
       我们曾嘲笑喜剧大师们的“笑无能”,而活着的无能却渐成为我们以及一个行业、一代报人的生存现状。
        2013年,《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弄得整个媒体行业一片灰头土脸,先不说事件本身戏剧性的一波三折,至今一头雾水,作为同业,除了自省自律,惶恐不安,同时也惶惑,我们的活着为什么越来越难?打骂记者,恐吓记者的行为时有发生,且早已不是新闻。作为报人,我们不得不更多的思考关于媒体的特质,以及这些特质存在的意义,尽管这些意义已和意义本身无关。50万,让一个行业灰头土脸,惶恐不安,而刘志军、刘铁男等大老虎们的纷纷落马又让谁灰头土脸,惶恐不安呢?是气候相宜的山林,还是喂养他们的人民?
    记得当年刚当总编时,一位老前辈语重心长:小张啊,知道什么是成熟吗?干这一行,什么时候你干的诚惶诚恐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成熟了。尽管很快就干到了诚惶诚恐,睡不着觉,也早就成为职业常态,但人老了,却依然不够成熟,这大概就是还要活着的理由。
       2013年,上海文汇集团的《新闻晚报》在最后一天停刊了,一家网站转发了七张现场照片,其中一张是总编辑签发最后一版的纪念照,还有一张是一女报人悄然抹泪的悲伤,看了这样的场景,居然没有了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活着不怕,死还怕么?
       2013年,最后一天的晚上,和同事们一起加班,一起吃了盒饭审读最后一期的周刊大样,读到了我的记者们写的同题作文:我们的2013。我为我的同事们骄傲,也为他们心酸。一个小记者写到他的父母背井离乡,在50岁的年纪还四处打工,一家四口漂泊在四个不同的地方,一年到头难得相聚,他的父亲为了讨要工钱,居然失去了一截指头,他的同样打工的儿时伙伴23岁客死他乡……读着这些文字,我悄然落泪。我看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挣扎,我看到了当年我的挣扎,看到了几十年后的他们一如既往地还是挣扎。不知从何时起,面对这些孩子们,我不敢豪情万丈地大谈理想之类,我怕对不起他们,也怕闪了自己的舌头。我心里清楚,某种程度上,这个职业就是一只卑微的饭碗,里面装的是食物和良心,有时侯,这些食物和良心也被稀释过。因此,我怕他们人很年轻,心已老去。
        2013年,在我的生活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离开了。它是和我一起活了14年的“儿子”狗蛋。在犯了心脏病救治了四天后,2013年最后一天的夜里,它悄然离开了。按照人的寿命折算,它已经是个“百岁老人”。
       早晨,打开窗子,看着埋葬着它的松林,不由的回想起和它一起活着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我经常模糊了人和狗的概念,留在心里的是绵长的柔软:每天它摇着尾巴迎接我的回家,晚上又极具仪式感的守在我的楼梯口……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它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还有轻微的痴呆,几乎每年都得吊瓶输液。就像对待一个老人,我给了它活着的安全和尊严,以及对一个生命的敬畏。
       它带走了我2013年最后的眼泪。
      
    (张慧萍  齐鲁周刊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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