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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鸡”的名称及“形+名”结构的语序 4.1 以往研究的缺憾 重新翻检原来的讨论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同意“鸡公”类词是源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底层（或曰“受影响”）的，还是不同意的，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讨论这个问题时需要考察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的牲畜名及其命名方式。虽然不时有学者声称古百越语对南方汉语有重大影响，许多不同于北方汉语方言的语言现象都应该从古百越、今壮侗系语言中去寻找答案，但对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牲畜名及其命名方式这个直接证据，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考察和讨论过。有的学者显然相信，只要说明形容词是位于名词之后的，这就足够了，牲畜名称肯定不会有例外。 然而，根据本文的讨论，汉语的牲畜名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先是单名制，然后是复名制，复名制又有前加和后置两种，再细分的话还要分家禽和家畜，还要分雌性和雄性。在黄牛和水牛同时并存的中部地区，牛的命名方式更复杂。先要分黄牛和水牛，然后分公和母，分已阉和未阉，分已生崽和未生崽，分成年和未成年，等等，因为这些分类都与其用途、价值相关。那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如何呢？ 根据文献可知，至少在甲骨文的时代，汉语就有形前名后的“形+名”结构类型了，但我们从表二中可以看出，汉语的牲畜名在甲骨文时代却是和现代英语、法语、俄语等欧洲语言一样，是单名制。于此可见，不能直接用形容词和名词的位置关系来类推牲畜名称中性别词和牲畜名的语序类型。 4.2 中国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中“鸡”的名称及其语序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有大体一致的编写规模和体例，材料虽不够丰富，但系统性和对应性比较好。因此，本文将利用这套丛书来讨论少数民族语言中的牲畜名及其命名方式等相关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套丛书中，除了“鸡”分公、母外，牛、马、猪、狗、猫、鸭、鹅等牲畜都只有统称。因此，本文只讨论少数民族语言中“鸡”的名称及“形+名”结构的语序类型。 表三中列入的语言计有11种壮侗语（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3种苗语（王辅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3种瑶语（毛宗武等，《瑶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1种畲语（毛宗武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3种彝语（陈士林等，《彝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1种藏语（金鹏，《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因有人主张“公鸡”类词是受了北方阿尔泰语的影响形成的，所以表中还列了1种阿尔泰语——维吾尔语（赵相如等，《维吾尔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共23种少数民族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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