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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汉语史上有没有“性别词+牲畜名+性别词”这种前后叠加性别词的牲畜名？ 根据本文的讨论，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由于受“公鸡”类方言及书面语的双重影响，中部地区原来使用“鸡公”类词的一些方言，如武汉等地，发生了“公鸡”类词替换“鸡公”类词、“鸡公”类词与“公鸡”类词混合使用的情况。[32]3648 在汉语史上，汉语的牲畜名经历了单名制到复名制的转换，复名制中，先出现了性别词在前的前加式，后来又出现了性别词在后的后置式，魏晋南北朝是这两种复名制并存的时期。那么，会不会出现牲畜名的前后都有性别词的用例？这种情况我们只发现一例：  5.4 关于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南北汉语类型推移理论 根据本文的研究，“公鸡”类词和“鸡公”类词都是汉语自身发生和发展的结果，与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无关，这就否定了“鸡公”类词的古百越语底层说及类型北向推移说。但这并不意味本文作者对语言地理类型学、对南北汉语类型推移理论的否定。我们认为，桥本先生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和南北汉语类型推移理论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本文已指出，中国中北部地区只有家禽还保留着“鸡公”类名称，这就是北方“公鸡”类名称向南推移的结果。因此，中国语言学家应尊重和遵从这个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 5.5 为什么汉语的牲畜名会发生单名制向复名制的类型转换？ 汉语牲畜名发生单名制向复名制转换的原因和汉语出现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的原因基本相同。根据李蓝（2008）的研究，早期汉语只用同一个字来表示同一人称的单数和复数，这种单复数同形的编码方式在表义精确性方面有明显的缺陷。而如果是像英语那样给不同人称的单复数形式分别造词的话，其编码方式在经济性方面又有所不足。因此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不论是南方的汉语方言还是北方的汉语方言，都采用了后加复数标记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只增加一个复数标记，就可以同时满足语言信息编码经济性和表义精确性两个方面的要求。这是汉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出现并成为现代汉语方言中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的内在动因。这个解释同样也适用于汉语牲畜名从单名制到复名制的类型转换。汉语只增加了两个性别义词语，就避免了为不同种类、不同性别的家畜家禽造不同的词，同时满足了语言信息编码经济性和表义精确性两个方面的要求。 ①《说文》：“牡，畜父也。从牛土声。”从《说文》开始，历代字书韵书都不为“牡”字设“公牛”义。但《论语·尧日篇第二十》“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这个句子中的“牡”，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7页（中华书局，1980）虽未出注，却在译文中用“牡牛”来对译“牡”。于此可见，“牡”字实际上是有“公牛”义用例的。《说文》认为“牡”字从土得声，是一个形声字，但段玉裁对此表示怀疑。在甲骨文中，“牡”字可从“牛”，亦可从“羊”“鹿”“马”或“豕”，另外后世疑为声符的“土”实际上是动物阳器的象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79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②这个例句转引自《甲骨文语法学》。[29]157 ③括号里的“母”字为笔者所加。 ④据孟蓬生（1993），甲骨文里有“母犬”（屯乙4810），也有“犬母”（屯乙4810），但二者俱为人名而非动物名。由于本义未明，本文未将这类词列入讨论范围。 ⑤这里的例词及说解详见孟蓬生（1993）。 参考文献： [1]岑麒祥.从广东方言中体察语言的交流和发展[J].中国语文，1953(4). [2]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词汇卷[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丁邦新.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J].方言，2000(3). [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胡松柏，等.赣东北方言调查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6]李蓝.汉语的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J].方言，2008(3). [7]李蓝.再论“们”的来源[C]//《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系列之50.台湾：“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2013. [8]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词汇差异[J].语文研究，1982(2). [9]林华东.从复合词的“异序”论汉语的类型学特征[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3). [10]林伦伦.试谈广东诸方言中倒序词产生的原因[J].汕头大学学报，1987(1). [11]罗美珍.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J].语言研究，2000(3). [12]罗自群.从汉语方言“鸡公”“公鸡”看动物名词雌雄南北异序的成因[J].方言，2006(4). [13]马重奇.闽台方言的源流与邅变[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14]麦耘.广州话的“异式词”[J].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91(1). [15]孟蓬生.上古汉语的大名冠小名语序[J].中国语文，1993(4). [16]欧阳觉亚.运用底层理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J].民族语文，1991(6). [17]潘其旭.壮语词序顺行结构的A+B型思维模式与汉语词序逆行结构的B+A型思维模式的比较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0(2). [18]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0. [19]桥本万太郎.北方汉语的结构发展[J].语言研究，1983(1). [20]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M].余志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1]邵宜.客赣方言“名词+雌/雄语素”结构不表雌雄现象探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1). [22]王媛媛.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正偏”结构探讨[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9(3). [23]伍巍，王媛媛.南方方言性别标记的虚化现象研究[J].中国语文，2006(4). [24]郄远春.成都客家话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25]项梦冰.试论汉语方言复合词的异序现象[J].语言研究，1988(2). [26]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M].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2001. [27]远藤光晓，等.中国にぢける言语地理と人文·自然地理(5)[M]//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3集平成9-11年度科学研究费基盘(A)研究成果报告书第5分册，1999. [28]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 [29]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30]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31]郑庆君.常德方言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32]朱建颂.武汉方言研究[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