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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狭义处置式的产生 处置式的形成机制是很多学者讨论过的热点问题(蒋绍愚1994/2005:221-230;吴福祥2003)｡一般认为处置式来源于连动式中第一动词的虚化:连动式“V1+O1+V2+O2”中,V1(“以”､“持”､“取”､“将”､“把”等)虚化为处置介词,假如O1≠O2,则发展成广义处置式;假如O1=O2,则删除多用“之”指代O2,发展成狭义处置式｡问题是,O2为什么可以删除呢? 根据上古汉语多动共宾连动式的规则,在O1=O2的情况下,连动式“V1O1V2O2”中被删除的应该是O1,可是狭义处置式中被删除的恰恰是O2,对此曹广顺和遇笑容(2000)用受外来影响解释｡但上文提到连动式在西汉以后的发展变化为O2的删除创造了条件,即处于O2位置的“之”的衰落,使中古“V1OV2”成为汉语中正常的表达方式｡这种结构中作为V1的“持､取､将､把”等动词虚化的结果便是狭义处置式的产生｡也许可以这样看,汉语自身的发展包括代词“之”的衰落导致删除O2的“V1OV2”结构出现,但毕竟用例稀少､发展缓慢;而在佛经翻译中由于原典语的影响,使得“V1OV2”大量出现,这就进一步促进了狭义处置式的产生和广泛使用｡目前我们见到的“取”､“持”､“将”狭义处置式的早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主要也是出现在汉译佛经中(曹广顺和龙国富2005)｡ 3.2.2 隔开式述补结构的产生 隔开式述补结构,即“VOC”式述补结构(《百喻经》“啄雌鸽杀”,4/557b;《出曜经》“打头破”,4/631a),在六朝的产生,也与上述连动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这类“VOC”结构的形成机制与“取OV”类处置式实质上是一致的｡以往的研究强调“VOC”的形成机制是处于“V1OV2”中V2位置上“杀”类词的自动词化和“破”类词使动用法的衰落,但这两个变化都是与代词“之”的衰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蒋绍愚(2003)指出“啄雌鸽杀”来自“V1+O+V2+之”,“之”删除后形成 V1OV2｡正是因为“之”的衰落和连动式的发展,才出现了例(16)“逢人辄杀”这样的例子,“杀”在这个位置虚化成为补语,最终导致了“啄雌鸽杀”类动补结构的产生｡同样,我们认为“破”类词虚化为补语也是通过这样一条途径｡正如蒋先生注意到的,《史记》中有很多“VN,破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复攻砀,破之”)的用例,中古以后这些“之”可以被删除,于是出现了下面这样的例子:  即产生了“VO破”结构,此时“破”还是动词,但它正是在这个环境中进一步虚化而成补语的｡这样,“啄雌鸽杀”与“打头破”的形成机制便统一起来:毕竟“杀”和“破”的前身语法功能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及物动词,只不过“杀”是真正的及物动词,而“破”是不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 代词“之”的衰落以及连动式的发展,使得“V1OV2之”结构在中古“之”可以被删除而形成“V1OV2”,最终导致了“取OV”类狭义处置式和“VOC”动补结构的产生｡其实宏观地看,这两种结构有着本质上的共同点,因为从理论上讲,连动式“V1OV2”中V1和V2都存在虚化的可能:V1虚化,便成了狭义处置式;V2虚化,便成了隔开式述补结构｡ 3.3 受事主语句的变化 据蒋绍愚(2004,2005:253-255),汉语的受事主语句在西汉以后发展出一类新的形式｡例如:  例(22)b是先秦原有的受事主语句格式,即动词后要用“之”来回指动词前作为主语的受事成分;例(22)a则是西汉后新出现的格式,动词后的“之”省略｡蒋绍愚(2004)指出这类受事主语句格式的出现,可能和汉语及物动词的发展有关,即我们上文提到的及物动词的宾语可以删略｡蒋先生举有《史记》4例,《世说新语》2例,并认为“数量不多”｡但我们推想既然作为及物动词宾语的“之”的删略在中古已很常见,这一类新型受事主语句也当有较多的用例｡事实上在中古汉译佛典中这类句式的确很多,朱冠明(2011)便举有包括上举例(22)在内的20余例,例如:〔8〕  “之”的衰落导致了这类受事主语句的产生,而这类受事主语句的使用又进一步促成了以“给/教”为使役动词的使役句向被动句的转变｡关于这一转变的详细过程,见蒋绍愚(2004,2005:255)的讨论｡也就是说,现代汉语中常用的“给/教”字被动式的产生,其原因要追溯到代词“之”在中古的衰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