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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共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冯友兰家中有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写他的人生追求，下联写他的哲学方向。 “冯先生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哲学家，一心想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角度为振兴中华做贡献。”牟钟鉴回忆，冯友兰多次说过，他的学术研究就是阐发中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和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为新时代哲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文化营养。 冯友兰早年研究理学，构建新理学，发掘“共相”和“殊相”的要义，目的就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他认为，实现工业化、发展商品经济是现代化的“共相”，而中华文化具有特殊性，不能模仿西方，这就是现代化的“殊相”。中国的现代化要参与全球化过程，但不是西方化，而是要结合中国传统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这就超越了全盘西化论和国学独尊论。 受冯师的影响，牟钟鉴不愿做考据之学和词章之学，也不热心为学术而学术，而喜欢做义理之学和经世之学，研究中国哲学总带着强烈的现实关切，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力图把历史和当代贯通起来。 “希望通过自己对古典的觉悟和理解，使中国哲学具有真实的活的生命，能帮助当代青年吸收一些先贤的智慧，更好地思考现实问题。”牟钟鉴在近20年来，主要精力从哲学转至宗教史与宗教学研究，发现中国宗教以温和主义为主流，信仰之间不易引起冲突与对抗，外来一神教受“仁和”精神的影响，逐渐减弱排他性，成为其他信仰的好邻居。 而这个发现，也与冯友兰此前提出的“贵和哲学”不谋而合。 冯友兰于上世纪80年代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着力强调“贵和哲学”，是他敏锐地意识到“贵斗哲学”将要过时，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需要确立“贵和哲学”的主导地位，中国要向世界提供和谐、协调的中国智慧。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结尾时说：“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这句话可以看成冯先生的伟大遗言，他对人性向善有高度信心。”牟钟鉴说。(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蒋肖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