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吁”之癖及其反思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的城头上不断变换大王旗，从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现代派热、复杂性格热、文学方法论热、文学的主体性热、文学向内转，到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化诗学，再到2000年以来的跨文化研究、新理性主义、审美日常化等等，一浪未平，另浪又起。在这些浪潮中，如前所述，文艺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所以，这些浪潮功不可没。但也产生了这样的日趋严重现象：站在城头大声呐喊、呼吁的人有余，而坐下来潜心研究的人不足，结果是彼问题还未深入研究、取得成果，就被此问题否定或替代。如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倡导“接轨说”，主张研究并合理吸取20世纪西方文论，刚刚起步，便有人提出“失语症”问题，倡导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由“外域”研究转向“本土”研究。显著的成果还没出来，便被一些人指责为这是民族主义情绪和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僵硬模式的体现，呼吁在接受西方文论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又比如2000年刚过，许多人倡导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一时，文艺学界“言必跨文化”，还没有等研究出多少成果来，便又有许多人呼吁，跨文化研究使文学的界限消失了，必须回到文学的本体研究上；等回到了文学的本体研究，肯定还有人呼吁，这是封闭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对文学的研究必须是开放式等等。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便是有一部分呼吁、倡导者的动机不是真心为了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而是为了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或为了写论文、发表论文。这种为呼吁而呼吁的行为，我们不妨称为“呼吁”之癖。 “呼吁”之癖带来的不良后果这几年已显示出来了，那就是文艺学的浮躁。即文艺学在口号中、呼吁中过日子，研究者无所适从、动辄得咎。要说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以，要建构中国当代文艺学，必须克服这种“呼吁”情结。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还是应该不时倡导的，经常给研究者提个醒，敲个警钟还是必要的，但必须端正动机，选择恰当的时机；必须有阶段性的观念。完成每一次倡导的内容，都需要一个过程，当这个过程未完成时最好不要再倡导什么啦。同时，更多的呼吁和倡导应该是让大家坐下来静静的搞学问、搞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