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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美文化到消费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赵勇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学基本理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西方文论研究。著有《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短论与随笔曾结集为《抵抗遗忘》与《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化发生了从审美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原因虽然复杂,须考虑到经济基础的形成、拉动内需的政策导向等因素,但也应该意识到大众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一问题予以回答。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这种文化转型做出相关说明。
    
    如果不把审美文化看作一个单纯在逻辑层面运演的概念,而是把它置放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如下事实。大体而言,1980年代是一个审美文化破土而出、迅速发展的时期。1970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带动了审美文化的复苏。而伴随这种美学热,在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得到认真对待,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开始进入学界视野,人的主体性问题被高度重视,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说开始面世。在文学创作界,纯文学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在文学批评界,第五代批评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审美批评成为他们奉行的批评标准。在电影界,第五代导演开始亮相,一批具有探索性、先锋性、审美性的作品冲击并刷新了人们的视听感官。在翻译界,“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成为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先锋,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观念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阅读界,中外文学名著、一些具有高难度的哲学、美学著作(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卡西尔的《人论》等)成为人们手头的流行读物。有人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说:“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1]也有人把1980年代概括为“精神阅读”时期,以区别于1990年代的“物质阅读”和新世纪以来的“功利阅读”。[2]
    以上列举的这些方面可大体表明审美文化在1980年代的发展势头,也预示着审美文化将会有进一步走向昌盛的可能性。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审美文化却进入到一个衰退期和终结期,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文化形式——消费文化。
    关于消费文化,西方学者已多有论述。综合其中的一些说法,我们大体可归纳出消费文化的主要义项:第一,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故论及消费文化必得以消费社会作为基本前提;第二,消费文化首先把文化变成商品,然后遵循着市场逻辑行事;第三,消费文化取消了商品与艺术品的分野,商品艺术化,艺术商品化成为一种主要趋势;第四,消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又与享乐主义关系密切;第五,消费文化固然也会让人想起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刺激人的感觉,激发人的想象,再生产出人们的消费观念,于是,时尚、情调、格调、符号价值等等就成为消费的主要内容。
    把如上义项带入到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思考中,我们会觉得大体成立,但依然需要略作说明。
    首先,由于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关系密切,我们在谈论消费文化时马上会遭到如下质疑:当代中国进入到一个消费社会了吗?确实,如果按GDP和人均收入计算,中国无疑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自从1992年市场经济的机制启动之后,伴随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生产过剩、拉动内需逐渐成为主要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在1999年制订并出台“五一”、“十一”黄金周制度,此一制度整整延续八年,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拉动内需。与此同时,国人的购买力逐渐提高,消费欲也明显加强,这一点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群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有学者早在2000年便已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后,城市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已经变成了对高档音响、大屏幕彩电、分体空调等方面的追求,“新富”家庭开始以名牌服装和私人洋房、私家汽车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上述变化有理由使我们假定,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消费社会”。[3]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虽然中国是否存在较大规模的中产阶级还存在着争议,[4]但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富阶层”已经出现却是不争的事实。新世纪初,王晓明便认为上海经过近10年的社会变动,已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三个新阶层:“新富人”、“白领”和“下岗”、“待退休”的工人。[5]这意味着在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新富阶层已经出现。2008年,国内首份关于“新富阶层”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新富阶层占据了社会总人口数量的5%。其中税后年收入在30万—100万之间的人口数量为5000多万,税后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约有500万人。新富阶层以房产为投资首选,或多或少地也拥有一些股票等金融资产。[6]这又意味着我们已无法忽略新富阶层的存在。而由于新富阶层具有强大的购买能力,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种“夸示性消费”,并引导着当今社会的消费潮流和文化趣味。这正如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指出的那样:“夸示性消费在城市的煽动力更强,引发的短时效应也更显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城里人更积极地投身于夸示性消费;而且,在互相赶超的比拼中,城里人把夸示性消费的正常标准推向更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以更大的支出来表现某种既定的体面规格。”[7]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带有炫富色彩的夸示性消费,带动了人们的消费热情,也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第三,从文化的层面上看,从1980年代至今,已经发生了从审美意识形态到消费意识形态的位移。审美意识形态主要从精神层面为人们输送一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人们更注重心灵世界的内部建设,更愿意关注和讨论种种形而上的命题。比如,1980年代,无论是在社会层面因“潘晓来信”所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还是学术层面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在宽泛意义上呼应和诠释着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但是1990年代以来,消费意识形态却渐占上风。消费意识形态把人们从精神界引到了物质界,从形而上引到了形而下,于是拜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念。人们开始关注居住、装修、休闲、娱乐和旅游,对身体(如减肥、养身、驻颜、美容、美发等)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身体在今天已变成救赎物品,在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8]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已在中国得到印证。
    做出如上说明是想指出,当代中国虽然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日而语,但起码在大、中型城市,消费社会的经济基础已日渐成型。有了这种经济基础,消费文化便有了附丽的对象。与此同时,消费文化的出现与繁荣,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美学包装,它既让消费社会的存在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渲染着消费社会的氛围,播散着消费社会的理念。人们从此走出审美文化的精神牢笼,投向消费文化的物质怀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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