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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文学基本理论、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西方文论研究。著有《透视大众文化》、《审美阅读与批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短论与随笔曾结集为《抵抗遗忘》与《书里书外的流年碎影》。 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化发生了从审美文化向消费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原因虽然复杂，须考虑到经济基础的形成、拉动内需的政策导向等因素，但也应该意识到大众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下文中，笔者将对这一问题予以回答。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这种文化转型做出相关说明。 一 如果不把审美文化看作一个单纯在逻辑层面运演的概念，而是把它置放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如下事实。大体而言，1980年代是一个审美文化破土而出、迅速发展的时期。1970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次美学大讨论，带动了审美文化的复苏。而伴随这种美学热，在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得到认真对待，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开始进入学界视野，人的主体性问题被高度重视，审美意识形态的论说开始面世。在文学创作界，纯文学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在文学批评界，第五代批评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审美批评成为他们奉行的批评标准。在电影界，第五代导演开始亮相，一批具有探索性、先锋性、审美性的作品冲击并刷新了人们的视听感官。在翻译界，“美学译文丛书”、“走向未来丛书”等成为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先锋，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观念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阅读界，中外文学名著、一些具有高难度的哲学、美学著作（如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卡西尔的《人论》等）成为人们手头的流行读物。有人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说：“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在各专业研究生招生与公共选修课中，美学专业总是名列前茅；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1]也有人把1980年代概括为“精神阅读”时期，以区别于1990年代的“物质阅读”和新世纪以来的“功利阅读”。[2] 以上列举的这些方面可大体表明审美文化在1980年代的发展势头，也预示着审美文化将会有进一步走向昌盛的可能性。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审美文化却进入到一个衰退期和终结期，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文化形式——消费文化。 关于消费文化，西方学者已多有论述。综合其中的一些说法，我们大体可归纳出消费文化的主要义项：第一，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故论及消费文化必得以消费社会作为基本前提；第二，消费文化首先把文化变成商品，然后遵循着市场逻辑行事；第三，消费文化取消了商品与艺术品的分野，商品艺术化，艺术商品化成为一种主要趋势；第四，消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消费主义，而消费主义又与享乐主义关系密切；第五，消费文化固然也会让人想起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刺激人的感觉，激发人的想象，再生产出人们的消费观念，于是，时尚、情调、格调、符号价值等等就成为消费的主要内容。 把如上义项带入到当代中国的消费文化思考中，我们会觉得大体成立，但依然需要略作说明。 首先，由于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关系密切，我们在谈论消费文化时马上会遭到如下质疑：当代中国进入到一个消费社会了吗？确实，如果按GDP和人均收入计算，中国无疑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自从1992年市场经济的机制启动之后，伴随着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生产过剩、拉动内需逐渐成为主要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在1999年制订并出台“五一”、“十一”黄金周制度，此一制度整整延续八年，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拉动内需。与此同时，国人的购买力逐渐提高，消费欲也明显加强，这一点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群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有学者早在2000年便已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后，城市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已经变成了对高档音响、大屏幕彩电、分体空调等方面的追求，“新富”家庭开始以名牌服装和私人洋房、私家汽车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档次”和“品位”。“上述变化有理由使我们假定，中国社会正逐步进入消费社会”。[3]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虽然中国是否存在较大规模的中产阶级还存在着争议，[4]但一个日渐崛起的“新富阶层”已经出现却是不争的事实。新世纪初，王晓明便认为上海经过近10年的社会变动，已从原有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三个新阶层：“新富人”、“白领”和“下岗”、“待退休”的工人。[5]这意味着在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新富阶层已经出现。2008年，国内首份关于“新富阶层”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新富阶层占据了社会总人口数量的5％。其中税后年收入在30万—100万之间的人口数量为5000多万，税后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的约有500万人。新富阶层以房产为投资首选，或多或少地也拥有一些股票等金融资产。[6]这又意味着我们已无法忽略新富阶层的存在。而由于新富阶层具有强大的购买能力，他们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种“夸示性消费”，并引导着当今社会的消费潮流和文化趣味。这正如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指出的那样：“夸示性消费在城市的煽动力更强，引发的短时效应也更显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城里人更积极地投身于夸示性消费；而且，在互相赶超的比拼中，城里人把夸示性消费的正常标准推向更高，以至于他们不得不以更大的支出来表现某种既定的体面规格。”[7]因此，可以说正是这种带有炫富色彩的夸示性消费，带动了人们的消费热情，也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 第三，从文化的层面上看，从1980年代至今，已经发生了从审美意识形态到消费意识形态的位移。审美意识形态主要从精神层面为人们输送一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人们更注重心灵世界的内部建设，更愿意关注和讨论种种形而上的命题。比如，1980年代，无论是在社会层面因“潘晓来信”所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还是学术层面展开的种种论争，都在宽泛意义上呼应和诠释着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但是1990年代以来，消费意识形态却渐占上风。消费意识形态把人们从精神界引到了物质界，从形而上引到了形而下，于是拜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念。人们开始关注居住、装修、休闲、娱乐和旅游，对身体（如减肥、养身、驻颜、美容、美发等）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身体在今天已变成救赎物品，在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它彻底取代了灵魂。[8]这一说法很大程度上已在中国得到印证。 做出如上说明是想指出，当代中国虽然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日而语，但起码在大、中型城市，消费社会的经济基础已日渐成型。有了这种经济基础，消费文化便有了附丽的对象。与此同时，消费文化的出现与繁荣，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社会的美学包装，它既让消费社会的存在具有了某种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渲染着消费社会的氛围，播散着消费社会的理念。人们从此走出审美文化的精神牢笼，投向消费文化的物质怀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