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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之癖及其反思 “求新”之癖主要表现在学术上以追求新奇为荣。 人们追求新事物、新思想，是非常可贵的；我们要建构的当代文艺学，较之过去的文艺学，也提现在“新”字上。求新是正确的，但一味地求新，或为赶时髦而求新，或重新轻非新，或用新来衡量一切等，以致形成“求新”之癖好，这就不正确啦，它已成了我们建设文艺学学科的一大障碍。 新时期以来，文艺学界一直在追逐时尚的理论，一些学者以“弄潮儿”自居，一些学术刊物只发表具有前沿性的论文，一些有影响的转载刊物也重在转载这些论文；一个个学术会议讨论都是时髦的话题，一个个学术报告报告的都是时髦的内容；若一些学者研究老问题，便被视为“落伍”，甚至遭到耻笑；这些学者在拿出成果发表时，心里总是发怵，提起这些成果也羞于开口；一些学者为了与时髦俱进，不得不放弃多年钻研并倍出成果的老课题，而挤身于求新的道路上。一时间，前沿的东西与文艺学的建构划上了等号，似乎只有前沿的东西才是文艺学的东西。 显然，这是一种误区。文艺学不是时髦学。文艺学虽然面向未来，但未来并未成为现实，它概括的主要是从古到今的审美经验、审美规律。从份量上看，过去的东西占大头。可是我们却轻视这个大头，显然是不妥当的。有人说，过去的东西已被研究来研究去，无啥研究头，也难出新意。问题是，这些东西并非已研究透彻。黑格尔说，真理永远是个过程，那么，这些东西也永远不可能达到极至，永远值得我们研究。比如，典型问题、悲剧问题，在西方研究了二千多年，意境问题、风格问题在中国研究了一千多年，还没有穷尽，还没达到完善的境地，就是最好的佐证，何况其它理论问题？有些问题，包括基本理论、基本范畴，似乎已经说清了，但那是彼一时的描述。文学艺术在发展，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在变化，视野在扩展，只要潜下心来研究，就会发现那些理论和范畴的破绽。俗话说，老树开新花，老问题同样能出新意。这些新意对文艺学的建构无益也是非常重要的。 从大的方面看，有许多问题的研究我们也只是刚刚开个头，比如中国、印度、西欧三个文论源头的比较研究，中外文论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以及文艺心理学、文艺价值学、文艺接受学、当代叙事学、文艺形态学等等。这些问题有的只初具规模，有的基本上还处于荒漠状态，我们在这里还大有用武之地。季羡林先生指出我们“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7]可见，当代文艺学的建构还任重而道远，我们既需要研究前沿的东西，也需要研究非前沿的东西，如果仅仅以赶制前者为荣，那就失去了文艺学半壁江山，更难创造出什么文艺理论体系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