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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繁仁 (1941— )，安徽泾县人。现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顾问、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成员、全国高教学会美育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美学、文艺理论、西方美学史、审美教育研究。著有《西方美学简论》、《西方美学论纲》、《现代西方美学思潮》、《美育十五讲》、《审美教育新论》、《走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生态美学导论》等。 我国从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开始了我国文艺学与美学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30年来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重要的转型，由此也直接影响到文艺学与美学的变化与转型，出现诸如网络文艺学、消费文化文艺学与生态美学等一系列新的文艺学与美学的理论形态。我这里着重谈一下新时期之“新”与当代生态审美观之“新”的必然联系。 一、新时期为生态美学的产生提供了新的时代的需要 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学术发展的最大动力是经济社会与时代的需要。新时期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具体讲就是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的产物。新时期30年，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我国发生了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这是没有疑义的。尽管对于这种转型如何理解与阐释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国已经由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新的生态文明也是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就提出可持续发展问题；2004年4月，我国学者又明确提出“人类文明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阶段”；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生态文明的提出不仅是经济社会转型的标志，而且是指导原则与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意味着将逐步地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由“战天斗地”转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由单纯的经济发展到发展与环保的双赢等等。正是在这种重要的经济社会与理论原则转型的背景下，才使传统的以“人化自然”为其特点的美学观愈加显示其局限性，从而使新的生态审美观得以应运而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