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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遗忘的陆侃如、冯沅君 如果说维谢洛夫斯基是被忽视的，那么，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艺术起源(发生)所作出的非常有价值的探索和论述，却是被遗忘的。例如中国学者的杰出代表、文学史专家陆侃如、冯沅君教授，就遭到这样的命运。 全人类文化是一个整体，而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包括它的文学艺术，是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若不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发生，那么对于全人类文学艺术起源问题的研究，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中国文学艺术的起源问题，对于研究者来说，是一座“富矿”。因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基本没有中断过，关于文学艺术起源和发展的各种文献资料极为丰富，而且有着两三千年不中断的连续线索——不但有文学艺术开始萌生和原始形态的各种文献记载，而且有历代文人学者对文学艺术起源(发生)问题的探讨和解说。这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可谓得天独厚。许多中国学者正是对这个“富矿”进行开采，取得收获；而一辈子孜孜不倦、潜心研究文学史而献出全部心血的陆侃如、冯沅君教授，正是中国学者的杰出代表。 但是，以往一二百年世界学界由于“欧洲中心主义”作怪，中国的学术和学者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入不了人家的法眼，很长时间以来成了世界学苑里“被遗忘的角落”——原因当然不止“欧洲中心主义”一个，需要认真考究和总结。 比起俄罗斯的维谢洛夫斯基院士的被忽视，中国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关于中国文学艺术起源的研究成果被遗忘更是不公平的。 陆侃如(1903年-1978年)，19岁考入北京大学，大学一年级时便出版了《屈原》，大学毕业时又出版《宋玉》一书。192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冯沅君(1900年-1974年)，自幼学习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及诗词。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并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研习中国古典文学。1931年，他们二人合作出版60万字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2年二人又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简编》(大江书铺)，这两部书的开头都论述中国文学的起源，不过前者主要说诗，后者还说到文。 陆、冯二位教授首先以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古代文献中关于文学起源的材料进行辨伪(例如《尚书》和《山海经》等)，“再从真的材料中试探一下中国原始作品的情状”(“中国文学史”1)。这“真的材料”有二：一是卜辞，一是金文。 首先说卜辞。 卜辞乃是商人在龟甲兽骨上所刻的贞卜文辞。它们是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年-1899年)间，河南彰德西北小屯的农民，在种田时无意中发掘的许多甲骨，上面保留了从盘庚至帝乙(盘庚相传在西历纪元前1401年即位，帝乙相传在前1155前去位)这二三百年中的卜辞。作者从中探索有无文学的真的痕迹： 一是卜辞与诗歌的关系，即诗歌是怎样发生的？前面说过，远古时代“诗乐舞”是一体的，作者研究发现，卜辞中虽无诗字，然多乐字与舞字。乐字作“  ”。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 以象调弦之器”(40)。此外乐器尚有“鼓”“磬”“言”“ ”“龢”等，由此可见商乐已很精工了。这二三百年中既然舞盛而乐精，定有许多舞歌和乐章的，由于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现在都失传了。然而陆、冯二位教授发现，在卜辞中间，有一段很像是当时的歌曲：“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92)。作者说：“这首简单而朴素的古歌，恐怕是我们诗史上年代最早而又最可靠的作品了”(《中国诗史》5)。二是卜辞与散文的关系。作者说，卜辞本身并无文学(按今天的标准)的意味，而且每段的字句极短。不过其中也偶有较长的，未尝不可当作原始的散文看。例如：  作者说：“此见《殷虚书契精华》第二页，记土方与  方侵伐商人之事，实为原始的叙事散文之一例”。③其次说金文。 金文是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商为新石器时代的末期，金石并用。陆冯两位教授说，虽然前人所著录的商代铜器多不可靠，然未尝没有少数真品。例如《殷文存》里的《戊辰彝》：  这里记日(戊辰)在记月(“在十月”)之前，而记年(“惟王二十祀”)则在最后，与卜辞文法相同。以戊辰日祭妣戊，又称“  日”，亦与商制相合。这是可信的。余如薛尚功所收“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兄癸彝”等，吴式芬所收“艅尊”“王宜人甗”等，也还可信(马衡说)。我们拿这些铜器上的文句来和上文所引较长的卜辞合看，便可明了中国散文起源的状况了。④陆冯二位教授还在殷商金文中找到武王时的《大丰 铭》：“乙亥，王有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丕显王则相，丕肆王则唐，丕克三殷王祀。丁丑，王飨大房，王降亡得爵复觵。惟朕有庆，敏扬王休于 享”(《中国诗史》4)。此可作为散文，也可作为韵文。陆、冯二位教授还进一步研究了商以后周楚秦几个古民族的文学起源的情况。 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史，应该托始于周民族。原来中国古民族是很多的，但文献可征的，却只有四个民族，即商周楚秦。商民族的卜辞与金文，虽能藉以推测文学起源的情状(如上文所论述的)，但严格讲来还不能算文学的作品。故我们现在讲古民族的文学，只周楚秦三者”(“中国文学史”7)。 两位教授的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值得商榷的。所谓“卜辞与金文，虽能藉以推测文学起源的情状，但严格讲来还不能算文学的作品”(“中国文学史”7)，其实正说明了原始文学发生的真实情况。所谓“不能算文学的作品”只是按成熟文学的标准而言。最初的文学萌芽，怎能用成熟文学的标准衡量？ 两位教授依次考察了周楚秦三个古民族文学起源的情况。例如周民族最早的韵文，《诗经》里的《周颂》共三十一篇，包括舞歌、祭歌、杂诗：“它们不但是《诗经》中最早的部分，而且是现存中国文学中最早的作品”(“中国文学史”7)。两位教授还说：“但是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很低的。呆板的堆砌，抽象的教训，浮浅的赞颂，充塞于字里行间，使读者不感兴趣。其中技术较高的，要推《载芟》与《良耜》中叙农家生活的几段。这种生动的描写是很难得的”(“中国文学史”8)。这里又可以提出商榷：正因为它们看起来“文学上的价值是很低的。呆板的堆砌，抽象的教训，浮浅的赞颂，充塞于字里行间，使读者不感兴趣”(“中国文学史”8)，却恰好说明它们的原始性。这对于研究文学起源，更具价值。 周民族最早的散文，比较可信者，当推西周的《大诰》，我们可据以考知周民族前期散文的状况。《大诰》旧说是成王时为三监及淮夷的叛乱而作，不知确否。篇中全是警戒百官之辞。就文学的观点言，这是一篇极幼稚的作品。前后重叠的地方很多。这种没有组织的缺点，在原始作品里是常见的。《易卦爻辞》也是较早的散文之一。我们对于《卦爻辞》的时代的假定是：托始于周初而写定在东周。既谈不到哲理，更谈不到文艺。然而在六十四卦的《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中，也未尝不偶有一二写得很好的。例如《小畜》及《震》的《卦辞》，又如《暌》上九及《中孚》九二的《爻辞》之类，或写景如画，或表情深刻，都可为古代文学渐渐进步之征。 楚民族文学的起源，当远溯之于《诗经》中的《二南》。其中时代可考者，如《汝坟》述东迁、《甘棠》颂召虎、《何彼秾矣》称平王，都在前八世纪；《诗经》中除《二南》外，还有《陈风》也可属于楚民族。不但陈是灭于楚的，而且其官制、方言、服饰也多与楚同。《陈风》共十四篇，其时代可考者仅《株林》一篇，指灵公与夏姬事，约当西历前七世纪的末年。各篇的内容，以言儿女情者为多，如《宛丘》《东门之枌》《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等都是。《二南》各篇也多与女性有关系。后来屈宋之作喜以美人香草为喻，恐与它们有点渊源。 秦民族文学的起源，应该上溯之于《诗经》的《秦风》和《尚书》的《秦誓》。《秦风》共十篇，其时代可考者计三篇：《小戎》叙庄公事，约当前800年左右；《终南》叙文公事，约当前750年左右；《黄鸟》则哀三良，作于前621年。这都在东西周之交，是秦民族开始兴盛的时候。至于其散文的起源，则似更迟。《史记》说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179)，似前此尚无记载。然即此文公时之记载，今亦无从考知。见存散文之最早者，当推前627年之《秦誓》。 陆、冯两位教授探讨周楚秦三个古民族文学起源，对今天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最后，陆、冯二位教授作出如下结论：“我们已经知道：一，现存周以前的散文如《虞书》之类皆伪；二，现存周以前的韵文如商颂之类亦伪；三，从殷墟卜辞所记舞与乐的情形知道那时必有许多已佚了的歌辞；四，从商末金文及较长的卜辞知道原始的叙事散文业已产生”(“中国文学史”6)。 我认为，陆、冯两位教授对于中国文学起源的研究，比西方一些学者的论述更为可信。因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据材料多是现在尚存的一些原始民族文学艺术活动情况，由此推论和猜想数千年(乃至上数万年)前文学艺术的发生，这不能不产生或大或小的误差，也可能全然不对——谁能断定数千年、上万年前人类的先民真相究竟如何呢？陆冯两位教授则与此不同，他们依据的是千真万确的考古发现，是经过专家用科学手段证实为数千年前的“真品”，确凿无疑。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作出的结论，使人觉得踏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