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被忽视的维谢洛夫斯基 截至目前，中外研究艺术起源问题的理论家们，大都把目光聚焦在亚里士多德《诗学》、康德《判断力批判》、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泰勒《原始文化》、弗雷泽《金枝》、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普列哈诺夫《没有地址的信》等上面——前面我曾说过，上述理论家的主张虽然可以找出各种疑点，存在许多可以商榷之处，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艺术起源问题作出的贡献，的确应该得到重视，这与他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相称的。然而，有一位理论家和他的著作，对艺术起源问题同样作出了出色的论述，却“门前冷落车马稀”，很少或较少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这就是俄国19世纪下半叶的一位大学者维谢洛夫斯基和他的《历史诗学》——当然，俄罗斯学界可能要除外，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包括维谢洛夫斯基在内的传统学术一贯珍视；而西方学界对维氏和他的《历史诗学》却很少惠顾。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如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提到维谢洛夫斯基的成就，但又很遗憾地认为，维氏为文学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直到20世纪才引起重视。而中国学界更少有人知道维谢洛夫斯基的名字，如果你到全国各个大学的中文系问一问学生们：维谢洛夫斯基何许人？《历史诗学》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绝大多数同学，甚至包括学习文艺学和美学的同学在内，大都会一脸茫然。 对于维谢洛夫斯基，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他的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长期被埋没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实在可惜。因此，在这里要花些笔墨予以介绍。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维谢洛夫斯基(1838年-1906年)是19世纪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被公认为“俄国比较文学之父”、历史诗学研究的创始人，学界泰斗。其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的《历史诗学》(1870年-1906年)一书中。这里仅就其艺术起源(发生)问题的研究作些评说。 维氏历史诗学体系首先涉及的就是文学艺术的起源(发生)问题。他的《历史诗学三章》，约25万言，依据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及考古学的大量实证资料，深入研究文艺及其样式的起源(发生)。我将《历史诗学三章》与人们所极力推崇的泰勒《原始文化》、弗雷泽《金枝》、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普列哈诺夫《没有地址的信》等权威著作作了一下对比研究，发现无论从资料的丰富、还是考据的严谨、抑或论证的缜密等方面，维氏与其他理论家相比毫不逊色——他们都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学术最高水平。虽然维谢洛夫斯基也同上述理论家一样，有许多可以质疑之处，但维氏论证文学艺术的起源(发生)独具慧眼，表现出自己的高明见解，作出了独到贡献。 维谢洛夫斯基有一个著名观点：在人类初期，存在着原始艺术的“混合性”，或称“混合艺术”，原始的诗即从这种“混合艺术”中产生出来。关于“混合性”或“混合艺术”，他的话是这样说的：“它的历史阐释就在于原始诗歌的混合性，我把这种混合艺术理解为有节奏的舞蹈动作同歌曲音乐和语言因素的结合”(264)。对原始艺术的这种描述，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大概中国和西方及世界其他民族原始艺术发生的初期，都是如此。 维氏的这个观点立刻使我想到中国自古以来所谓“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思想。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说“诗”“乐”和“舞”，而维谢洛夫斯基说的是“语言因素”“歌曲音乐”和“舞蹈动作”——“诗”与“语言因素”这两个用语是有区别的；但总体思想高度一致。 当然，在我看来，无论中国的“诗乐舞”还是维氏的“混合艺术”，说的只是原始艺术已经发生之后的存在状态(不过维氏所谓“语言因素”不同于诗，这为他论证诗的发生留有余地，后面我将论及)；其实不只是维谢洛夫斯基，我看到的人们推崇的几乎所有谈艺术起源的著作，包括泰勒《原始文化》、弗雷泽《金枝》、格罗塞《艺术的起源》、普列哈诺夫《没有地址的信》，再加上博厄斯《原始艺术》，所论大都是原始艺术已经发生之后的状态，而极少涉及原始艺术是怎样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及发生的契机；而现在我要考究的正是后者，即原始艺术(特别是诗歌、文学)将要发生、怎样发生、何以发生以及它得以发生的契机。打个比方：“诗乐舞”和“混合艺术”以及其他论著中所论的原始艺术，说的是已经从蛹蜕变之后的蝴蝶以及最初蝴蝶扑打翅膀开始飞翔的状态；而我所要探究的，是蝴蝶将要或正在从蛹中爬出的情形，即它怎样由蛹蜕变为蝴蝶以及它从蛹蜕变为蝴蝶的契机是什么、它为什么必然由蛹蜕变为蝴蝶。 但是，必须指出维谢洛夫斯基与其他理论家的不同之处也是高明之处，即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设想考察了诗歌如何发生——如何从原始艺术中萌芽、生长出来。在他看来，原始的“混合艺术”中，“语言因素”还不算诗，而是诗赖以发生的温床或赖以发生的材料，正如孕育蝴蝶的蛹。真正的诗(蝴蝶)正是从“语言因素”(蛹)生发(蜕变)而来。维氏清晰地描述了诗歌由“蛹”到“蝶”的蜕变过程和契机——这在19世纪其他理论家中，是少见的、可贵的。他说：“在这种远古的‘结合’(按即‘混合艺术’)中节奏起着主导作用，它始终一贯地规范着旋律，以及伴随着旋律而发展起来的诗歌文本。应当假定后者的作用起初是相当微不足道的；只是一些呼喊，情绪的表达，某些没有意义的、缺乏内涵的词汇，节拍与旋律的载体”(264)。又说：“节奏旋律在古代混合艺术组成中占优势地位，而歌词文本只起辅助作用……为了表达内容因素需要具备比较发达的句法，这也就要求以更加复杂的精神的和物质的需求为前提。当这种演变实现时，感叹和缺乏意义的词句，就转化为某种更为完整的东西，成为真正的文本，诗歌的萌芽”(271)。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语言因素”在“混合艺术”中最初是附属品，是“没有意义的、缺乏内涵的词汇，节拍与旋律的载体”，后来才逐渐“演变”为“更为完整的东西，成为真正的文本”，于是“萌芽”为诗歌。维谢洛夫斯基还引述了卡罗克印第安人、巴塔哥尼亚人、巴布亚人等几十个原始民族的例子，详细叙述了从“语言因素”到“诗歌萌芽”的演变。② 维谢洛夫斯基虽然描述了诗歌的诞生过程和契机，按他的思路也自圆其说；但是我认为他的描述和推论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很可能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更近于臆测。虽然维氏所说“混合艺术”中有些无意义的“感叹词”等等作为附属品的情况是会存在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排除远古时代诗歌与“乐”“舞”一起产生或独自产生的可能。我认为，诗并非一定要作为附属品而产生于“乐”“舞”之后，而可能与“乐”“舞”同时产生，甚至可能早于“乐”“舞”出世。按我的假说，其实当语言发生时，诗歌也就跟着“萌芽”了(详见后)，可能并不必须先在“混合艺术”中当附庸。 维谢洛夫斯基还花费大量文字探索和讨论诗歌的各种样式如抒情诗、叙事诗、戏剧(包括悲剧、喜剧等等)的起源问题，他不但列举世界各地如澳洲、非洲、美洲、亚洲以及欧洲现存的许多原始民族的实证资料，而且征引古希腊、古印度等文献资料，还引述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相关著作，予以辩驳和参证，表现出一个严肃学者的科学态度。 维氏的许多观点有自己的独到的学术心得，值得关注。例如，他认为原始艺术“在合唱表演的基础上”发生了“有序的分化……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在以后诗歌发展的历史上，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些或多或少确定的类型，如叙事体，抒情体，戏剧；它们同混合的、合唱的诗歌(我们有理由认为其形态是最古老的)之间是什么关系呢……”(267-80)。他还说：“我们把叙事诗和抒情诗看做古代仪式合唱解体的产物；戏剧在其最初的艺术表现中则保留了它的全部混合性，包括表演、叙述，对话等因素……可以在理论上这样设想戏剧的发展。从祭祀中分离出来是它在艺术上诞生的契机；形成艺术性的条件则在于神话的人化的和人性的内容，由此而滋生出各种精神兴趣，并提出了道德秩序，内心冲突，命运和责任等问题”(282)。而且他还指出不同民族，其叙事诗、抒情诗、戏剧等文学样式的产生虽然也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却又有各自不同的产生契机和途径。 这些观点当然不是没有可以商榷之处，然而，是不是对今天研究各种文学样式的发生，具有某种启示意义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