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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往关于文学艺术发生(“起源”)的各种假说，最著名的如“摹仿”说、“劳动”说、“巫术”说、“游戏”说等，的确从某些方面对文学艺术发生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又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而且学界还忽视了一位颇有成就的重要学者俄罗斯的维谢洛夫斯基，更遗忘了中国学者如陆侃如冯沅君等人的独特建树。在艺术起源的研究上，其实最接近真理的是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著有《新科学》，他的许多观点至今富有启示。本文作者提出自己的假说：文学(诗)是人的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应人的内在的本性欲求和诉求自然而然发生的，也是必然发生的。最早的语言文字显现出诗的最原初的本性，诗就是在语言文字中发生的；最初的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最原始的诗，就是最早的原始形态的文学。 关 键 词：维谢洛夫斯基/陆侃如/冯沅君/维柯/语言文字/文学发生 作者简介：杜书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文艺美学研究。 一、对流行观点的反思 以前的有关论著、教科书，已经提出各种假说谈文学艺术的发生(他们大多用“起源”)，其中最常见、人们听得耳朵起茧的，是征引古希腊哲人、康德、席勒、斯宾塞、格罗塞、弗雷泽、普列哈诺夫、鲁迅等人的论述，形成所谓“摹仿”说、“劳动”说、“巫术”说、“游戏”说等数种。这些理论假说，的确从某些方面对文学艺术发生的研究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又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和满意——我仅就上述四个最有代表性、最流行的说法进行评述，并提出质疑。 皮相地看，它们都与文学艺术的发生(起源)连上关系，但大多数论者并没有说到要紧处；而从实质上说，有诸多可疑或可商榷的地方。 “摹仿”说在西方的代表主要是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对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24)。又说：“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24)。 中国也有类似的说法。秦吕不韦《吕氏春秋·古乐》谈到原始的乐歌是“效八风之音”“听凤凰之鸣”而产生的(135)；晋代阮籍在《乐论》中也指出原始乐歌具有“体万物之生”的特征(77)；南宋罗泌撰《路史·后记十》写道：帝尧“命质放山川溪谷之音，以歌八风”(122)。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艺术起源于摹仿的观点。 “摹仿”，尤其是由“摹仿”而产生的“快感”，的确可视为文学艺术发生的契机之一。但文学艺术真的主要由摹仿而发生吗？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踏实，有人开玩笑说，猴子最善于摹仿，却发生不了猴子文学。玩笑话当然可一笑置之。仔细考索，总会觉得仅仅是“摹仿”以及由“摹仿”而产生的“快感”，似乎并非文学艺术发生的充足根由。文学艺术的发生有着人类生存发展更内在、更根本、更具实质意义的原因，从人的本性和内在需求考察，也许“摹仿”并非文学艺术发生的主因——后面我们将会详细讨论。 “劳动”说的影响和势力最大。较早提出艺术起源于劳动的，大概是19世纪晚期的一些理论家，而最有权威的学者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他在1899-1900年间发表于《开端》《科学评论》等杂志上的《没有地址的信》中，以唯物史观搜索和考察世界各地原始民族大量“劳动先于艺术”“实用先于审美”“劳动先于游戏”的实证资料，又吸收了德国学者卡·毕歇尔(1847年-1930年)“劳动、音乐和诗歌三位一体”，而劳动是“基本的组成部分”、其余部分“只具有从属意义”的观点，提出劳动是原始艺术(音乐、舞蹈、诗歌等等)之源，并予以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普列哈诺夫40)。普列哈诺夫的论述有理有据，细致入微，譬如他谈到“节奏”对于原始艺术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而“歌的节奏总是严格地由生产过程的节奏所决定”，于是认定原始音乐是“从劳动工具与其对象接触时所发出的声音中产生出来的”(40)，顺理成章。 普列哈诺夫是“劳动”说得最具有征服力的理论家，在我国有众多忠实信徒和追随者，包括鲁迅。为了证实原始文艺与劳动的亲密关系，我国一些学者在中国古籍中找到了许多例子：如《吕氏春秋·古乐》的《奋五谷》是歌唱农事的，《总禽兽之极》是歌唱狩猎的；《吕氏春秋·淫辞》与《淮南子·道应训》之“前呼邪许，后亦应之”乃“举重劝力之歌”，等等。 原始文艺的确与劳动有密切关系。“劳动”生产就是人类的历史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一切文化包括文艺，根本离不开人类历史实践，因此，说原始文艺的发生(起源)与劳动(人类历史实践)密切相关，大体不错。但是原始文艺(特别是诗歌)的发生，并非如此简单。譬如说，原始诗歌的发生与原始语言的产生恐怕有更直接、更重要的关系，因此，劳动、语言、诗歌，在源头上究竟怎样互相缠绕，需要细细考究；而“劳动”说的主张者们并未解说其中根由和它们的关系。 谈到“巫术”说时，人们往往举出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和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等作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其实泰勒的《原始文化》(中文本由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和弗雷泽的《金枝》(中文本由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只是人类学著作，他们对世界各地现存的原始部族的文化(例如巫术、宗教、舞蹈、诗歌及其他艺术等)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描述，资料极其丰富生动，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论断。马奇在《艺术的社会学解释》一书说，直接提出艺术起源于巫术的是法国考古学家所罗门·雷纳克——他在泰勒和弗雷泽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这一论断。马奇引述了雷纳克《艺术与巫术——关于驯鹿时代绘画和雕塑的谈话》一书中的话：“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事实是艺术本身起源于巫术，因为艺术旨在施行某种巫术来招引部落赖以维生的动物”(马奇47)。雷纳克的思想及其表述值得玩味——他其实是把艺术视为施行巫术的一种手段；这与一般人对艺术(包括原始艺术)的看法存在不小落差。 对于“巫术”说，质疑者不少。论者不是主张原始艺术都起源于巫术吗？而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却找出一些实例，说，某些原始部族只有艺术并无巫术——“天下乌鸦一般黑”，而他找出了“白乌鸦”加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巫术”说的主张者视原始文艺发生的唯一动力为一种精神活动，而不见隐藏于精神活动后面的物质实践活动，因而出现了偏差。 我认为，巫术与原始文艺，其实是相伴生而出现的，它们都不是“源”，而是“源”之“流”。 “游戏”说可追溯到德国的美学家康德、席勒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①康德《判断力批判》多次提到“游戏”，认为诗歌是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席勒沿康德思想前进，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审美就是自由游戏，他说：“在有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制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审美国家中，人与人只能作为形象彼此相见，人与人只能作为自由游戏的对象相互对立。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151-52)。文学艺术即是这个王国的骄子。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对席勒的观点作了补充，指出艺术和游戏的本质是人们发泄过剩精力的自由模仿活动。由此，人们归结为席勒—斯宾塞的艺术起源之“游戏”说。 “游戏”说可疑处也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从唯物史观出发对“游戏”说提出批评：艺术并非起源于游戏，而是起源于劳动，因为“劳动先于游戏”。这就是说，“游戏”和“艺术”都是劳动的儿子，它们是兄弟而并非父子。 我认为，把游戏视为艺术之源，理由并不充足；也许在某些时候，游戏可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一种伴生状态，而不是发生之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