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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批评视域中的文学事件论(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张进 参加讨论

    四、作品/文本作为社会能量事件
    作品/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核心议题。在这个问题上,各种形式主义与传统社会历史批评各执一端,相持不下。“能量”概念的引入,开辟出解决争端的新路径,有助于“突破形式主义的静止模式”,突出“形式通常是关系性的,是文本与读者、文本与语境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46](P125)。
    在当前语境中,“能量”主要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一般指物质做功的能力。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能量只能转化,人类通过掌握和运用它而得以延续和发展。美国新进化论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较早提出文化演进的“能量说”,将文化划分为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三个层面,认为“技术层面处于底层,哲学层面则在顶端,居中的是社会学层面”[47](P361)。能量贯通于三个层面,而流通于社会学层面的能量,或可称为“社会能量”。但他并未直接使用这一概念,提出并阐发这一术语的,是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他认为“社会能量”(social energy)是一切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而文学文本则既是社会能量流通的场所,是社会能量增强、转换或疏散的场合,也是一个个具体的“社会事件”得以上演的舞台。“社会能量”与“事件”相辅相成:事件是社会能量显形的场所,而社会能量则是事件背后的推动力量。
    据格林布拉特考证,人们为了解释莎士比亚剧作缘何拥有“强制性力量”的问题,从古希腊修辞学中撷取energia一词(这个词也是英语中energy的本源),来描述修辞语言的那种“摇荡性情的力量”。从词源学上看,该术语的重心并不在其物理学意义,而在其修辞学意义。因此,这个词的意义主要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可见,energy这个术语,在根源上本来更接近怀特所说的“社会系统”的能量,原初就与语言修辞等文艺问题相关,并非文学批评借自现代物理学科的“比喻”,因而需要做切实的探究。
    然而,“社会能量”概念却殊难界定,格林布拉特在提出这个术语之后,很快就遭遇了定义之难。他说:“这个术语包含可测量的东西,但无法提供一个便捷可靠的公式,用来剥离出一个固定的量化指标。人们只能从社会能量的效果中间接识别出来:它出现在词语的、听觉的和视觉的特定踪迹之力量中,能够产生、塑造和组织集体的身心经验。”[48](P6)它是某种只能从其效果中感受到的“力”,贯通于各种“踪迹”之中,与快乐和趣味的可重复的形式相联系,与引起忧虑、痛苦、恐惧、心跳、怜悯、欢笑、紧张、慰藉和惊叹的力量相关联。勉为其难的正面界定是:社会能量是“权力、超凡魅力、性的激动、集体梦想、惊叹、欲望、忧虑、宗教敬畏、自由流动的强烈体验”[49](P19)。它是流通于各种相互关联的事件经验中的力量。
    社会能量作为一种“力”,相较于怀特所说的“哲学层面”或“思想意识系统”的能量,是“下倾”并沉降到具体社会生活层面的力,在这个层面,一切都作为一个个“事件”而到来,并非以真理或知识系统的形式而显现。社会能量是一些分散在踪迹之中的流动的情感能量或力量碎片,这些社会经验是零散的、粗朴的和原生的,是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这种经验并未经过沉淀或蒸馏,并不具有“更明显更直接的可利用性”[50](P133-134)。
    这种能量碎片拒绝单一化、连贯化、系统化和整体化,即使在它流通到艺术领域之时,也无法被“整一化”。
    在戏剧表演中,借助并通过舞台而流通的社会能量并非单一连贯的整体系统,而是局部的、零散的和彼此冲突的。各种要素之间交叠、分离和重组,相互对立。特定的社会实践被舞台放大,另外的则被缩小、提升和疏散。因此,对戏剧文本的阐释,最终就必须落实到那些独特的、活态的、具体的社会能量。这种能量才是基础性的,它生产出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这种将社会能量落实到事件的方法,与福柯的“事件化”异曲同工,只是“社会能量”较之福柯“权力”概念,“使权力不再是一个中心化的范畴,而成为由流通中的社会能量构成的众多片断”[51](P180)。这也说明,文艺与社会相互塑型,既不是某种先在的、可定义的社会生活“生产了”相应的文艺,也不是某个单一的集权化的“权力”、“世界图景”或意识形态“决定”了文艺,而是不仅流通于社会现实的能量构成着文艺,而且流通于文艺中的社会能量也参与了社会生活自身的构成过程。
    因而,社会能量既是“被”社会生产出的东西,也是生产社会的集体经验的东西,它帮助生产出那个产生社会能量的社会;社会能量与社会相互生产,作为社会能量的文艺也与社会彼此构成。
    社会能量作为一种流通中的“力”,相较于纯然“个人的”心理能量,又往往是超出个体界限的“社会的”能量,因其“流通性”而突破了个体边界,因而不只是个体情绪意义上的“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52],或者反之,一种低落消沉、消极悲观的动力或情感。社会能量一旦进入审美领域,它就必须满足最小限度的范围或“射程”,也就是说,它必须足以超出单个主体而通达特定的群体。有些时候,它能达到十分巨大的范围,引发社会阶层不同、观念信仰歧义的人群悲泣欢笑,体验忧喜交加苦乐相杂的混合情感。社会能量的审美形式通常必须具备最小限度的适应性,足以使这些形式历经社会环境的沧桑巨变和文化价值的历史变迁而留存下来,而那些未经审美锻造的日常的社会能量话语则会因之而湮没无闻。在从其初始环境旅行到新时空的过程中,大多数集体表达都会遭到废弃,而经过艺术作品编码的社会能量则会持续千百年地制造生活幻想。
    这种现象足以说明,文艺和审美中的社会能量得到了扩充和形式化,可以为不同的主体重复利用;也得到了放大和强化,能够冲破特定个体的界限而到达范围广大的社会群体;而且还拥有某种在新的时空语境中产生影响的潜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穿行回响。因此,个体能量必须在流通中与范围更大的社会群体能量相摩相荡,才能成为更有冲劲、也更具流通力的社会能量;个体意义上的经验事件,也才能成为社会意义上的能量事件。在此过程中,文艺审美通常发挥着重要的能量流通和能量转换作用。
    在文艺审美中,戏剧因其具有更突出的“表演性”而成为社会能量及其流通过程的集中体现。“每一部戏剧,通过各自的手段,将社会能量的负荷带上舞台;舞台修正这些能量,又将其返回给观众。”[53](P14)借助舞台并通过舞台表演,特定的社会实践被放大,另外的则被缩小、提升和疏散。通过舞台表演,社会能量的流通“构成一个螺旋而不是一个圆圈”[54](P184)。在戏剧表演中,社会实践得到转化和再造,又重新流通到非戏剧世界。这种流通中包含着变形和重塑,社会实践和戏剧表达在交叉互动的关联中持续改变。戏剧事件包含着多种多样的能量交换,戏剧通过交换而在新的情境获得新的力量。这种交换通常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共时性上,社会能量冲破文化实践之间的界限而在不同文化实践之间产生“共鸣”[55](P178);历时性上,社会能量通过作品/文本而从特定时代走向另一时代,并因之而发挥其历史作用。因此,相关的研究就要“追问集体的信仰和经验如何形成?如何从一种媒介转向另一媒介?如何凝聚于易处理的审美形式?如何供人消费?我们可以考察作为艺术形式的文化实践与其他相邻表达形式之间的界限是如何标示的?我们试图确定这些特别标示出来的区域是如何被赋予权力,使其或提供愉悦、或激发兴趣、或产生忧虑的?”[56](P5)而这种研究,即是将文本事件沉降到社会能量层面,对其流通交换过程的揭示。
    总之,社会能量流通穿行于社会历史与文本事件之中,使二者连通并相互生产,不仅社会历史生产文艺作品,而且文艺文本也“生产”社会历史并成为塑造社会的实际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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