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校史，但又不仅仅是一部校史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书后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西南联大重返我们的视野最多不过20年，成为热门话题还是2005年以后的事。台湾也一样，若非鹿桥的《未央歌》，很多人对这所学校还闻所未闻。这并不奇怪，西南联大只存在了八年半，却已离开我们60多年了。然而，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可是响当当的，且不说它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多少学术大师，也不说它培养出多少精英，只说这它掀起的一二·一反内战运动，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并称为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三大高潮，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了。
    时间是不断流逝的，只有凝结成文字的历史，才能得以保留并进入记忆。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丰碑的西南联大一度被人遗忘，无疑是种悲哀。值得庆幸的是，西南联大罕见地又从历史走回到现实，就连“西南联大”四字也成了启迪人们追求理想、追求进步、追求人生价值的一个标识。其中原因很多，史学家的努力无疑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史学家中，有一位早在我们之前就发现了它的魅力，并投入三倍于这所学校历史的时间，去接近它、触摸它、研究和撰写它。他，就是《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伊斯雷尔（John?Israel），中文名易社强。
    （一）
    我与易社强相识已25个年头了，联结我们的纽带正是西南联大。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为编纂《闻一多年谱长编》收集资料时，易社强来北京，联大校友会介绍他访问父亲，于是开启了我们间的多年友谊。当时，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问他为什么选择西南联大，他说是偶然看到《联大八年》小册子，读后受到很大震动，没想到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中，竟还有这样一所精英辈出的大学。在好奇心驱使下，他下定决心弄清个中原因，以至把最旺盛的精力和最成熟的年华献给西南联大也在所不辞。
    易社强选定研究西南联大是1973年冬天，他后来发现其实早在1958年就与这所学校发生了间接关系。“易社强”这个中文姓名，即是台湾大学教授李定一访问哈佛时给他取的。易社强对这个名字很满意，只是几年后方知李定一原是联大历史系学生，冥冥之间，他已与西南联大结下了缘分。
    易社强的最初工作是在台湾和美国进行的，中美邦交恢复后，中国向他敞开了大门。当时，西南联大研究还是一片无人开垦的处女地，所有工作都需从头做起，仅仅为了收集资料，他就至少投入了10年功夫。
    易社强为西南联大耗费的时间太久了，其中伴随着许多故事。一次，他又来北京，我带着出版不久的《闻一多传》和《闻一多年谱长编》去探望他。他笑着说：你的两本书都出来了，我的一本书还没出来呢。其实，那时哈佛大学的东亚出版理事会已接受了这部书，只是编辑要删去一些照片，固执的他不肯让步，认为它们是全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出版的事拖了很久，直到1998年方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付梓。
    英文版面世后，我以为很快能见到中文版，没想到，它也延续了英文版的故事（其间还穿插了一些其他故事），结果又延续了12年，比西南联大的时间还长。易社强终于等到了收获，其实他的收获不止于此，他还赢得了云南大家闺秀李晓亮的芳心，成了名符其实的云南女婿。晓亮的父亲李希侃是我的祖父闻一多在中法大学兼课时的学生，他送给女婿的礼物，是祖父1945年8月29日给他题写的录屈原诗句字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借着这个机会，不妨说一下与易社强做出同样努力的日本学者。尚在《西南联大》难产的1997年，同志社大学教授楠原俊代女士便出版了《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西南联合大学之路》。它是国外出版的第一部研究西南联大的专著，起步比易社强晚，却出版在先。与此同时，日本著名学者、中日学院院长、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安藤彦太郞先生撰写的西南联大史部分章节，也相继在《中日学院院刊》上连载。不幸的是，安藤先生的书还未写完，就于2009年10月与世长辞。否则，我们在看到美国学者笔下的西南联大时，也能看到日本学术大师眼中的西南联大。
    说到本书中文版，不能不说到它的译者饶佳荣。饶佳荣是位富有思想、充满活力的青年学者，我和他相识于2007年岁末在云南师大召开“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他听说有这么一个会时想参加，然后就自己跑了去。当时，我只知道他的兴趣也在西南联大，何曾想他竟单枪匹马翻译了这部书，还闹出这么大动静。最近受到好评的《联大八年》、《联大教授》、《西南联大》等，也是他策划的。易社强曾说，他把自己嫁给西南联大了，饶佳荣紧随其后，也嫁给了西南联大。有这样一批人追踪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研究肯定会日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