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主题把握。作为一所高校，它的使命究竟是什么，这是作者关心的核心。《西南联大》没有把这个问题装进一只箩筐，而把它分散到各个角落，无论是数次搬迁、学术研究、课程调整，还是学生生活、生存抗争，无一不与这一中心密切相联。为了突出这个主题，作者专列了若干小节，对坚持通才教育、抵制教育部统一课程标准、对旨在控制学生思想的导师制度的质疑等问题，做了深入探究，从中得出西南联大肩载的根本使命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的结论。用书中的话说，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所大学竭力维护中华文化的生机”，“即使是战争岁月，也要保护并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西南联大之所以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其意义正在于此。
    六，同情理解。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西南联大享有“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联大赢得这个称号的过程，其中国共博弈、反对专制、一二·一运动等部分，表现出对争取民主斗争的理解和同情，几乎令人看不出意识形态上的差别。
    西南联大的“民主堡垒”称号主要靠学生获得，不过，教授政治倾向的转变，也起到了后盾作用。教授的群体性转变，不是特殊现象，经受了1944年日本一号作战打击后，各个阶层对政府的不满普遍滋长，在一系列的反省中，纷纷认为军事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西南联大》在刻划联大教授在这种形势下的思想转变，没有超出我们的了解范围，但它用史料支撑了这一认知。书中写到张奚若，说战前张申府因在课堂上鼓吹共产主义被赶出清华，他负有很大责任。皖南事变时期，还说蒋介石对付新四军是医生在“化脓溃疡”处动手术。然而，1944年，他开始怒斥国民党的腐败，说重庆当局“独裁专断、腐败无能”，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书中还写到，张奚若的这种转变也发生在王赣愚身上，他也是“从完全支持执政党合法行为的客观的学者，转变为政府批评者和改革支持者”。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一是国民党未能遏制日本的进攻势头，二是拒绝实施民主改革，结果导致蒋介石“失去了大多数留美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使得温和派向左派靠拢”。
    在西南联大史上，闻一多是个不可不提的人，他的名字屡屡出现在作者笔下，虽然专写闻一多之死那节文字很少，但正如台湾学者吕芳上教授说，作者把闻一多作为贯穿各章的灵魂人物之一。这，既是情感使然，也是对人生价值观的一种理解。
    七，求真态度。站在观察家的立场上，作者根据史实，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与我们不完全相同的判断，这也是本书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历史和历史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前者是“述而不作”，只记录场景，后者则需要思考、分析，提出个人见解。西南联大的湘黔滇三千五百里小长征，是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史的一幅壮丽画卷，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曾自豪地向异国友人展示了途中的照片。今天，许多著作对这次小长征也给予了极高评价。易社强承认这次长途跋涉是艰苦卓绝的，而且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群策群力的缩影”，是“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赓续不辍的象征”。同时，他又以占有的材料为依据，认为这次小长征的实际作用，主要表现在“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影视作家陆天明创作闻一多电视剧本时，也说过意思同样的话，但并没有体现在剧本中。易社强则不然，他敢于做出个人判断。
    类似之处还有龙云起初对联大迁滇的态度、三校个别学生曾经紧张过的关系、社会学系某些教授反对聘请费孝通等。就连给作者取中文名，又邀请他到台湾大学访问的李定一，也不加隐瞒说他曾休学一年去缅甸，靠倒买倒卖发了一笔财。至于引起联大学生“倒孔”游行的飞机运洋狗事件，近几年才由杨天石考证后提出疑问的，而此事真相，早在书中就做了纠正。还原历史原本面貌，既是史学家的责任，也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态度，作者的求真不仅于西南联大无损，反而使我们与真实的西南联大更接近了。
    八，贯通中西。《西南联大》在弥补我们知识空缺的同时，还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即我们在与西方学者面对同样问题时，暴露出的知识结构方面的差距。易社强受的是西方教育，数度到台湾学习，其中一次长达近四年，这种文化背景，使他能够发现一些我们难以觉察的问题。以哲学系为例，陈康教授的名字可能我们还很生疏，但易社强则对他翻译注释《巴曼尼得斯篇》评价甚高，说这并不在于注释是原作的10倍，而在于20世纪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时只想着赶上近代西方，却严重忽略了西方18世纪以前的思想。哲学系德国哲学的力量很强，但最重要的思想家马克思没有出现在课表里。一般人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有关，易社强却把它与20世纪初英美自由主义者退回到学术界、马克思主义者转向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这一学术气候联系起来，指出这正是大多数联大教授的学术训练背景。类似看似平常的学术研究，经作者这么点拨，其背景和意义就更加显豁。
    继承了学者论政传统的联大教授，创办过几种影响很大的刊物。书中重点介绍了钱端升主编的《今日评论》，同时也提到《当代评论》、《自由论坛》、《战国策》、《民主周刊》等。青年学者谢慧已注意到这个现象，2010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便是第一部研究《今日评论》杂志的专著。易社强发现这个问题早于谢慧，但他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区域性的文艺复兴”。对于向达的敦煌石窟研究和印度史、西域史教学，以及王信忠的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作者也视之为“区域研究”。一个新概念，就这样在西方思维方式中诞生了。相比而言，我们不是不懂得史学研究中需要运用中西文化结合，但缺少自觉意识毕竟不容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