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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品/文本作为历史文化事件 “事件论”的作品/文本观念，试图对文本主义和传统的历史主义进行会通融合，它不再在文学与历史、文本性与历史性之间设立等级秩序(如“背景”和“前景”等)，而是将文本和历史放在事件的话语平台上等量齐观。进而言之，事件论的观念，也不再在文学学科和历史学科之间设立等级秩序(如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等)，而是在文化的话语平台上，寻求其间的平等共存关系。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文学理论有一个大致趋同的认识：文本是对符号设计的固定安排，它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时间和空间；这些文本被认为是那些在时间空间上与文本生产者相分离的人能够接近的。[35](P11)长期以来，人们对这样的文本观念深信不疑。然而，接受反应理论和后结构主义将这一观念“问题化”了。我们知道，文本一旦形成，就与日常谈话的语境分离了，这使文本面临着被无限阅读的可能性，因此文本“构成了一种新的间距”，间距“对于作为书写的文本的现象具有建设性”[36](P143)。间距的不可抹杀性使人们再也无法回到文本创造者的思想、文本的原初指称和语境。当代理论克服间距的努力，使文本从两方面丧失了独立性而走向开放的“互文性”。[37](P125-127)在接受反应理论看来，由于带有不同“期待视野”的读者源源不断的阅读活动，文本在每一次“语境化”过程中都发生着变化，因此几乎不存在那种“符号设计的固定安排”，即便是伊瑟尔所说的大体稳定的“召唤结构”，也会在阅读活动中发生变异，这样，接受反应理论就部分地取消了作品的独立意义。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由于文本可以独自衍生和开拓自己的语境，因此，单个文本总是处在“解语境化”过程中，既没有什么“固定安排”，也非人们所能“接近”；与其说文本独立于时间和空间，毋宁说文本“占领”了时间和空间。如上两种理论在文本非确定性和开放性问题上殊途同归，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文本是一个动态存在，文本从未彻底独立于时间和空间。 尽管后结构主义视文本为“结构过程”，但这个过程只是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也不是历史性的。文本的结构过程所形成的只是一个平面网络，无法包容真实历史过程。这种缺憾最终导致其走向了“文本主义”，它参照共时语言学模式，主要在文本层面(不管关涉多少文本)展开，未能突破文本的牢笼而指向文本之外的历史和现实。这种文本之间的穿行镶嵌和“秘响旁通”[38](P65)，始终无法突破“文本”的牢笼，因而总是与真实的历史过程隔着一层。当然，在打通历史与文本之间的传统界限方面，文本主义也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探索，与之声气相通的文化诗学，即对“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轴线进行了调整，以一种整个文化系统的共时性的文本取代了原先自足独立的文学史的那种历时性的文本”[39](P156)。在最根本的文史关系上，“从将历史事实简单运用于文学文本的方法论，转变为对话语参与建构和保存权力结构的诸层面进行错综复杂的理解”[40](P81)。进而，在文学与历史之间开辟出一种对话关联。 如果沿着文本的“无边界”和“非等级”开拓文本的历史维度，那么，法律、医学和刑事档案、逸闻逸事、旅行记录、民族志和人类学叙述以及文学文本都可以用来构筑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化诗学”在这个维度上进行探索，“把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都当成是历史话语的构成成分，而历史话语既处于文本之中又外在于文本。”在追寻文本、话语、权力和主体性在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时，“并不确定因果关系的僵硬等级制”[41](P162)。仅止于此的话，那只是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建立了往返沟通的二维的文本网络，而“事件论”则力图在那种文本网络与历史现实之间画上连线，使其变成三维立体的网状结构，其基本方法就是将文本视为具有历史内容和文化含量的“事件”。这当然也是近30多年来“历史转向”运动的思想成果之一。批评家指出：“我们可归功于历史转向的最重要的成就，也许就是，它承认文本是一个事件。对新历史主义者及其他批评家来说，文学文本占据特定的历史文化场所，各种历史力量在这些场所并通过这些场所而相互碰撞，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得以上演。文本作为事件的观念让人们承认文本的暂时的具体性，承认处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特定话语实践中的文本的确定的和临时的功能。它也承认文本是历史变迁过程的一部分，而且的确可以构成历史变化。这使批评家从将文本仅仅作为历史趋势的反映或拒绝的研究方法中转移出来，而引导他们探索蒙特洛斯所说的‘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42](P203)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上，文本既是社会政治形成的产品，也是其功能性构成部分。文本作为事件，不只是历史进程的被动反映，而且是塑造历史的能动力量。 作品/文本作为历史文化事件，它“不是由某个学科的普遍性的法则、价值标准所构成，而只是具有逆转偶然性的‘事件’”[43](P155)。文本事件的意义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内在规律，而在于使其作为事件成为可能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力量。它将对事件的关注引向对事件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的考察。作为“事件”的文本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实践活动。拿戏剧来说，作为事件的戏剧不仅指由文字所固定下来的戏剧脚本，而且指其演出和观看活动的整个流程，以及这个过程所牵动的社会规约和各种政治经济机制的运转。 文本作为历史文化事件的观念既区别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主义”，也区别于传统历史批评的“旧”历史主义；前者将文本看成脱离历史文化的语言编织，后者则将文本看成社会历史的镜像或文献记录。“事件”则既是与历史相交织的文本和实践，也是塑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事件论”填平了(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鸿沟。“旧唯物主义美学”设定文学前景“反映”历史背景，物质存在“决定”观念意识。“事件论”则另辟蹊径，它不否认物质性的历史语境即是一部作品文本得以诞生的基础，但它同时也看到作品文本不只是思想观念而同时拥有一个自身的物质性存在，如语言文字、装帧设计、媒介载体等，这些物质性的因素与包含于其中的思想观念同时运作，并肩生产出作品文本的意义。这就将文本的思想观念与物质要素放在了同一个事件的操作平台上，也就打消了物质“背景”与“观念”前景之间的界限，这种路径可称之为“美学唯物主义”(aesthetic materialism)。[44](P10) “文本事件论”打通“历史背景”与“文学前景”隔离的尝试，也在新兴的“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中得到了印证。面对一个认知图像，人们可以通过将自己的知觉从一个视点调换到另一个视点，从而翻转所看到的图像，完成“背景”与“前景”之间的转换，“将一部分视为轮廓而将另外的视为背景”[41](P14)。人们究竟应该将哪部分视为“背景”哪部分视为“前景”，并没有充足的理由。其实，背景与前景之间的设定，只是理论批评的权宜之计，在本质上，二者同属于历史文化事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