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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文论”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特指真正构成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发生影响的20世纪以来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为主体的文艺理论思潮。作为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的“20世纪西方文论”有一个明确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而它正好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与建构同步进行。伍蠡甫的“西方文论”教材编撰建构了中国最早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文论译介和教材编写中开始形成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建构中的“批评理论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西方文论新思潮、新走向的跟踪仍在继续，但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的进程却明显放缓，同情有余、反思不足的问题也会影响中国学者自己的文论创新。 关键词：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建构/教材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化话语转型的影响不言而喻。从“萨特热”到“弗洛伊德热”、从“手稿热”到“尼采热”、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拒绝阐释”到“理论之后”，从文论的审美自觉到文化转向，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每一次重要转型背后，都有着西方文论引入而带来的思想震颤。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离不开西方文论影响这一重要背景。那么，当我们讨论西方文论的时候，究竟在谈论些什么？在《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的中国建构》中，作者区分了“西方文论”的广狭二义，并指出“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中国建构正是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同步进行的。在《从文学终结论反思当代文论话语空间的建构》一文中，作者检讨了中国学者参与西方文论议题“文学终结论”的过程，指出在对这一理论命题的解读时，存在着诸多误读，并认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叙述和呈现中国经验的问题。在《西方文论范式的异质性问题——兼及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一文中，作者指出，西方文论并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而是内部充满矛盾和异质性的话语场，加之对具有历时性发展的西方文论采取了共时性译介和引进的方式，导致在中国文论建设中无法消化。如何处理和化解西方文论的异质性，成为摆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前面的重要问题。 当我们谈论“西方文论”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但却被无意中忽略掉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西方”是一个相对于“东方”而言的以他者形象出现的概念，所谓“西方文论”其实是基于“东方”立场和视角所建构的“关于西方的观念”。当然，现在西方学者也会自称“我们西方”云云，正表明这种被建构的“西方”也成为西方学者自我确认的标识。因此，严格来讲，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原生态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而是一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被中国学者进行的知识建构。另一方面，既然“西方”是在“东方”语境中形成的，那么，从语用学角度来看，中国文论界在何种语境中指称“西方文论”也变得相当重要了。“西方文论”在中文语境中有广狭两种含义。广义的“西方文论”泛指以欧美国家为主体的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这属于知识论的描述，它强调的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论知识的研究对象，其“内容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经验为主，兼及哲学、美学、艺术评论等”，并“以时代、流派为经，国别、作家为纬”来呈现其形态；①而狭义的“西方文论”，则特指真正构成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发生影响的，20世纪以来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为主体的文艺理论思潮。诸如“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引进与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关于西方文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等等，用以全称判断的“西方文论”往往是特指20世纪以来的西方批评理论，有时也会以“当代西方文论”、“20世纪西方文论”等限定词来描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