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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科学界的几次理论转向，突破了美学、人文地理学、图像学、文学批评等固守或特取的研究对象和范型，使得围绕“风景”所展开的研究逐渐形成庞大的知识谱系，并分蘖出三支貌似独立，但可互相挪用，时与文艺理论互惠的学科：风景学、地方研究和生态批评。风景学的四部著述堪称地标之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的研究》、《社会构成与象征的风景》、《风景与权力》和《风景与记忆》联合完成了风景研究核心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在开拓“从风景思考文化，从文化思考风景”研究主路同时，还铺设了一条重要支线——风景与文学。受其启发不断跟进的著述沿着心理—象征—(权力)媒介—记忆—身份认同的纬度推进、回溯或漂移，屡屡借光给或借重于文学案例，遂使这一支线领域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城市文学等交叠竞争的场所。 关 键 词：人文地理/风景/恋地/空间/地方/权力/记忆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社科学界的几次理论转向，突破了美学、人文地理学、图像学、文学批评等固守或特取的研究对象和范型，渐渐形成了一种“跨界—互联”的思维方式，以此观察、描述和诠释历史、日常生活、视觉艺术乃至文学中的“风景”现象——这一现象，一度被当作美学之范畴(崇高/优美/如画)、绘画之亚类(风景画)、浪漫主义文学之大宗(风景诗/自然写作)，人文地理学之关要(空间/地方)进入埃德蒙·伯克(1729～1797)以来的思想家、批评家和学者的视野，如康德(1724～1804)、罗斯金(1819～1900)、福柯(1926～1984)、萨义德(1935～2003)、段义孚(1930～)等等。围绕“风景”而展开的界定、争论和个案研究，催化并繁衍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谱系，分蘖出三支貌似独立、但可互相挪用，时与文艺理论互惠的学科：风景学、地方研究和生态批评。繁荣的学术态势反讽般地凸显了环境危机及归属(belongings)难题：形态迥异或略异的无根性(rootlessness)，错位(dislocation)、(移位)displacement改变着人与环境关系，同时改写他们的文化认同。 总览风景学学术地图，4部著述堪称方法论地标之作：美籍华裔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之《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的研究》(1974)、D.E.科斯格罗夫之《社会构成与象征风景》(1984)、W.J.T.米切尔之《风景与权力》(1994)及西蒙.沙玛之《风景与记忆》(1995)。段义孚将盎格鲁—美国诗人W.H.奥登首创的“恋地(topophilia)”一词发展成为风景/环境心理学的基础概念：“人类与其物质环境的情感纽带”①，这种人地依恋，虽非人类最大强度的情感，一旦恣肆起来，“地方或环境就会成为情感激推事件的载体或被感知为某种象征”②。由此而伸延的“乡愁和地方”、“爱国主义与土地”、“爱或恐惧的风景”等议题引起后继者持续关注。尤其是围绕“恋地”概念展开的社会学研究，多在他的话语阴影区域纵深开拓，例如，Xing Ruan与Paul Hogben合著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Human Habitat(恋地和恨地：反思20世纪的人类栖居，2007年)全面而细微地展示对于土地的爱(恨)情感如何塑造人们的居住方式和行为，渗入人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理念，从而使内城、郊区、街道、家宅、贫民窟、监狱等场所成为一定身份、特定心态乃至价值取向的外在表达——人们为什么留恋不舍一地？又因何故厌弃憎恨一地？对中国城镇化的复杂现实而言，他者关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性(placeness)”、“失地(placelessness)”等延伸概念的双向或多重思考颇有烛照亮度。赋予风景研究一种情感关照和人文关怀，这是段氏理论的最大贡献。 部分受段义孚启发，盎格鲁—英国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一直聚焦于西方地理想象中视觉和图像的作用，从风景“可视性”的形成过程导出一个重要定义：风景是一种观看方式(a way of seeing)，发轫于15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和荷兰，渐及西欧(男性)精英阶层的特殊感知、体验和品味：“……对可见世界和观看者所看景色(也即被看见的东西)的艺术和文学再现，”③这一定义已经暗示出视觉与风景之间存在着某些权力关系(比如父权、帝国霸权)，由此提炼的“空间的控制与集体认同形成”、“如画风景与土地所有权及使用”、“风景与性别”等思考为跟进者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方向。特别是“风景性别化”议题早已硕果累累，正如科斯格拉夫后来所总结：“女性主义批评家和艺术家试图重新研究景观、身体和女性特质之间的现代关系，强调作为社会建构的身体及其创造潜力，提出从男性身体和另类男性特质的角度重新观看自然的可能性。”④这一方向的学术进展，可从Josephine Carubia等人编辑的《性别与风景：道德风景再商榷》得到佐证——该书标定的研究目标即为“验检作为权力关系的风景如何对性别化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⑤”按照她的理解：“作为一种媒介的风景，不仅反映出一定的道德编码，而且固化了社会所建构的性别套版(gender stereotyping)。”⑥ W.J.T.米切尔于1994年编辑的《风景与权力》初版是对风景研究20年的回顾与展望。数十篇不同领域或路径的风景(个案)研究经过归纳，呈现出这样的主旨：作为一个辩证的概念三一体(conceptual triad)，风景可与地方、空间互相切换，“是一个动态的媒介，我们在其中‘生活、活动、实现自身之存在’。”⑦各种形式的权力，如法律、禁令、阶级、性别、种族、帝国等借助风景这一媒介得以形成和再现。可以说，选入的论文，几乎每一篇都通过对风景画、摄影、小说等视觉要素或描述翔实分析，将藏匿于田园、沼泽、荒原、圣地、沙漠、海滩风景背后的权力关系或竞争带入批判性的细查。编者本人在其“帝国的风景”一文中富有创见地假设：“风景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构型，与欧洲帝国主义密切相关，”⑧但又怀疑：风景并非西方独有的艺术，⑨中国传统介入风景话语有可能颠覆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及其风景起源神话。遗憾的是，囿于他自己的学科背景，他未能深入论述。然而，毫无疑问，他的怀疑可以助推中国学者进一步深思我们自己的风景(诗画)传统中是否藏着一双“透明的眼球”“内在之眼”“帝国的凝视”？不同的取景角度和“成像”技巧会引起哪些审美差异？进而带起权力关系的变动？总之，米切尔有关帝国风景的假设启发了大量后继性或修正性研究。例如Jill H.Casid的《播种帝国：风景与殖民化》(Sowing Empire：Landscape and Colonization，2005)就透过对移植异域植物的植物园、殖民地种植园、风景园林等“帝国的梦幻之作”来观察“伴随欧洲扩张而影响到全球非欧洲地区的空间和社会感知、假想和实践”(科斯格拉夫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