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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恋地情结》全书，文学与地理学互相阐发的范例俯拾即是。敏锐的美感与深厚的文学修养帮助段义孚完成了他人文地理学，或者说风景学理论的建构。学界普遍承认：“还地理学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学’的特征。”(23)其实，还应承认，在他弥合自然地理学有意造成的想象和事实之间的隔阂时，他把文学感知还给了地学，因而他的系列著作，从《恋地情结》到《恐惧的风景》(Landscape of Fear)再到《空间、地方：经验的透视》(Space，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必然地成为风景与文学的最佳研究样本和方法论基础，进而被其他学者模仿和发扬。某种程度上，沙玛的《风景与记忆》是扩展版的《恋地情结》，内含众多的文学案例和精彩的分析，比如，他在“森林神话”框架里展开的“风景与记忆”讨论，刷新了我们对于波兰文学的认知。趋于遗忘的胡索夫斯基长诗《野牛之歌：状貌、凶残和狩猎》和较少被读的密茨凯维奇长诗《塔杜施先生》获得了文本扩张——这就是风景角度的文学研究的意义之一：陌生化我们熟悉或遗忘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的第二节“狄诺克拉底与道士”，沙玛关于西中山岳文化/文学有段精彩的比较： 即使考虑到1500年的时间间隔，像张道陵这样的道家大师与格曾·博格勒姆这样的狄诺克拉底式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们对群山的感觉还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当道士专注于虚化肉体性的实质，进入接受他们的岩石之中，力大无穷的雕刻家则把自己悬挂在岩石边上，用风钻把它切割成泰迪·罗斯福胡须的样子。因此，我们忍不住会去建构一种山峰文化史的朴素辩证法：西方的与东方的，至高的与神秘的，狄诺克拉底式的与道士式的。即便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中，充满了山的显灵与变形——何烈山、阿勒山、摩利亚山、西奈山、毗斯迦山、基利波山、基比恩山、塔博尔山、卡梅尔山、加略山、格格他和锡安山，——但对这些事件的最早的中世纪再现与道教或者佛教的同类表现形成了最为明显的对比。(24) 虽然着墨甚少，笔者据此仍可猜出，90年代美国汉学界大热的道教圣地研究，多多少少波及沙玛所代表的主流学术话语。一部主线贯穿四大洲的风景神话史，如果中国经验缺席或隐匿，这将成为研究者的视野死角。显然，一如米切尔，沙玛力所不逮，无论是中国的风景神话还是它的写作与视觉实践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非汉学家的他们浅尝辄止，但却能鼓舞本土研究者直面他们提出的问题。 由浩瀚的风景神话及其文字和视觉表征，沙玛归纳的几个核心论点业已成为后继者的研究出发点或逆向思考的参照点： (1)即使那些我们认为完全独立于文明的风景，只要详加考察，同样也是文明的产物；(25) (2)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它是投射于木、水、石之上的想象建构。(26) (3)我们所继承的风景神话和记忆必然有两个普遍特征，可延续数世纪的惊人持久力以及强大的影响力。(27) 《风景与记忆》之后不断推出的相关专著或是兼及文学关注，或是由文学进入，撬动更大的跨学科议题。Peter J Howard之《风景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Landscape，2011年)和其主编之《风景研究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ndscape Studies，2013年)反映出30年来的风景研究基本沿着心理—象征—(权力)媒介—记忆—身份认同的纬度推进、回溯或漂移，屡屡借光给或借重于文学案例，遂使“风景与文学”这一支线领域活力四射。如William E.Mallory之《地理与文学：学科之遇合》(Geography and Literature：A Meeting of the Disciplines，1987年)。此书广取欧美作家的区域风景描写，将“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文学概念与现实地貌对读比照，进而夯实“风景是人类欲望和情感的大地作品(earthwork)”这一共识。 具体到英美文学研究，风景理论的介入无疑助推了角度不一侧重有别的“再思”、“重构”、“新发现”——Ann Bermingham之《风景与意识形态：英国乡村传统，1740～1860》(Landscape and Ideology：Landscape Aesthetics and Tourism in Britain，1760～1800，1986版)、Malcolm Andrews之《寻找如画美》(The Search for the Picturesque，1990版)，Roger Ebbatson的《想象的英格兰：民族、风景与文学》(An Imaginary England：Nation，Landscape and Literature，1840～1920，2005年)Stephen Siddall之《风景与文学》(Landscape and Literature，2009年)均有方法论的建树和独到的发现。前三部各自锁定一个特定时期，创造性地化用风景学话语和范式，发现或诠释英国文学中的风景如何隐匿或暴露了错综的权力关系；文学对于英国风景之发现、重塑和消费的作用；以及作家的风景感知、体验和表达又如何帮助塑造了真实的地貌；其中，《寻找如画美》影响最为广远。对于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风景美学转向与画境游时尚，安德鲁斯追根溯源、条分缕析、洞察幽微： 美学概念的如画美阶段从未真正结束过。我们把“the Picturesque”当作一个评价自然景色和古代建筑的术语使用，就像我们乔治时代的前辈们一样：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不再为它的精确意义而烦恼。尽管如此，它依旧传递着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绘画、明信片、旅行日记和日历图片所宣传的理想化的乡村美非常相似，这令人感到欣慰。我们对这个词语的使用表明，我们乐意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其实非常接近。如画风景的存在如今依旧非常明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在鉴赏自然风景时，其标准依旧非常依赖一切能够框定或界定的风景：照相机的取景器取代了克劳德镜的功能，成为确定美丽风景的手段，用之于现代旅游业对自然风景的推销。……自然景色和建筑废墟曾经而且一直是旅游魅力的两个主要因素，而且它们也是我们现在应该保护的首要对象，这点绝非偶然。它们代表了早期的画境游游客，也代表了现代社会的游客。这是一个正在不断消失的文化及环境，我们大多数人对它已经相当陌生，但它却越来越具文物价值。 这个结论不仅能够启发中国景区如何提升文化价值和美学含量，而且引导我们调转一个角度重审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山水诗歌如何介入风景的重新定义和保护。 较之前面三部大书，结构明朗、言简意赅的《风景与文学》更像是一本“课题指南”：Stephen Siddall纵线勾勒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风景文本，横线标画三大研究主路：政治解读、女权主义解读和生态解读，预留了大量进入的空间，因为“风景比任何选题都要流行”。(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