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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伍蠡甫的《西方文论选》。该教材于1964年份上下两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上卷自古代至十八世纪，下卷为十九世纪”。②1979年，它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时，仍然保留了这一体系，并没有将20世纪的西方文论包含进来。直到1983年和1984年，伍蠡甫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和《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时，才正式将20世纪的西方文论纳入视野。因为构成20世纪西方文论主体的正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理论，它们长期处于被批判、被拒绝的位置，至多以“灰皮书”的形式“供批判用”。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西学新潮大量涌入时，占绝对主体的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文论话语先后经历了“萨特热”、“手稿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结构主义热”、“现代主义热”、“后现代主义热”等等此起彼伏的接受历程，其中译介最多的，当属20世纪西方文论；每当出现“理论疲劳”，被黄子平调侃为“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被王蒙戏言“各领风骚三五天”，被曹顺庆痛斥“文论失语症”时，“20世纪西方文论”就成为首当其冲的被批判的对象。因为狭义的西方文论背后有着“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这一问题意识，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以知识形态的方式来研究，而应该将之作为当代中国文论的“理论他者”来重新认识。只有确立了这一观察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中西文论思潮交流碰撞融合创新的内部，来反思“20世纪西方文论”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视角出发，“20世纪西方文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存在巨大差异、有着多个层面、多个面向的复杂形态——它既是一个有待认识和了解的客观的知识形态，也是一个经过接触获得认识，甚至是理解的变形或创造性转换的“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关于20世纪西方文论的观念”。 作为中国文论知识谱系中的“20世纪西方文论”有一个明确的发生学意义上的起点，而它正好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转型与建构同步进行。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 伍蠡甫的“西方文论”教材编撰建构了中国最早的“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形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在这本书中，所涉及的对象有：移情论(里普斯)、唯美主义(佩特)、象征主义(瓦莱利)、神秘主义(梅特林克、叶芝)、未来主义(马里内蒂和博乔尼、马雅可夫斯基)、直觉主义(柏格森)、意识流小说派(詹姆斯、伍尔芙、普鲁斯特)、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表现主义(埃德施米特、布莱希特、里尔克)、超现实主义(布列东)、新托马斯主义(马利丹)、存在主义(萨特)、实用主义(杜威)、新人文主义(白壁德)、意象派(庞德)、新批评派(艾略特)、语义学派(瑞恰兹)、新小说派(罗伯-葛利叶)、结构主义(弗拉亥)、荒诞派戏剧(尤奈斯库、埃斯林)。不难发现，移情论、直觉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实用主义、新人文主义来源于现代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而精神分析学派、新批评派、语义学派、结构主义则是典型的批评理论。除此之外，剩下所有的其实都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相当于创作理论。本教材所列20个思潮中，属于创作思潮的占了11个，美学思潮的有5个，批评理论的有4个。批评理论中，新批评和语义学派在此后被归并为“英美新批评”，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只有3个属于批评理论。与此同时，伍蠡甫编的《西方古今文论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中也开始有部分涉及20世纪西方文论了，主要包括：弗洛伊德、里普斯、马雅可夫斯基、庞德、瑞恰兹、杜威、艾略特、荣格、克罗齐和罗曼·罗兰。10个思潮中，5个属于哲学美学，3个属于创作理论，2个为批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