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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新编的西方文论教材出版，如石璞的《西方文论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志野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仍然是20世纪80年代对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谱系的认识。其中，石璞的《西方文论史纲》延续的是伍蠡甫侧重从创作理论角度的介绍，在其第八章“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中，涉及后象征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文学、存在主义文学、新小说(或反小说)派、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文学等；而罗志野的《西方文学批评史》则侧重批评理论，在其第四章“现代派文学批评”中介绍了精神分析学批评、新批评、阐释理论和结构主义，其中以新批评最为详细。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学者编撰了大量的西方文论教材，如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2015年版)，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朱志荣《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乔国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一川《西方文论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左金梅、申富英《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陈太胜、童庆炳《20世纪西方文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杨守森《新编西方文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刘捷、邱美奂《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杨慧林、耿幼壮《西方文论概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段吉方《20世纪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各种体例均有。其主要特点是：(1)对20世纪西方文论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以批评理论思潮为主体的知识框架，不同的教材只是侧重点不一，详略不等；(2)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教材不断地修订、再版，但总体来说没有大的变化，多是限于篇幅，增加新的思潮，压缩和删减旧的思潮；(3)导致新世纪以来出现大量新编教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校扩招带来的教材市场的分化，因此，新编教材在知识更新上的动力不足，使得许多教材在知识建构方面颇多雷同，只是体例有别。 其中，如下几种教材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西方文论”知识建构的中国成就。马新国的《西方文论史》初版于1994年，后经2002年2008年两次修订，其中变化最大的正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部分。在1994年版中，全书共分古典文论、近代文论和现代文论三编，到2002年版时增加了“后现代文论”成为四编。到2008年第三版时，再增加“‘文化研究’批评理论”一章，在“女权主义批评”一章中增加“性别研究与同性恋批评”一节，并改写了克罗齐、海德格尔、萨特、拉康、哈贝马斯及英美新批评章的部分内容。⑨朱立元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也有1997、2005、2009、2012年2014多个版本。在第一版中，所介绍的24个思潮流派有4个属于哲学美学，7个为创作理论，13个为批评理论。⑩其中，2005年的修订版增加了“文化研究”和“空间理论”两章。很显然，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论思潮的跟踪、译介和遴选，20世纪西方文论的晚近发展正在成为知识更新的主要方面。也许正是这种追求与西方文论发展同步的冲动，也出现了某种“厚今薄古”的倾向。在王岳川的《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详细介绍了心理分析及其文论模式、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与接受美学文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文化研究和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诸多学者和相关理论。非常有意思的是，被公认是20世纪西方文论之发端的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在这本教材中只被一带而过，略有提及；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文论发展占据了大半壁江山。童庆炳、曹卫东的《西方文论专题十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试图打通古今，分别提炼出“摹仿”、“古今之争”、“天才”、“表现”、“启蒙”、“象征”、“接受”、“话语”、“交往/公共领域”和“文化工业”十个专题，贯穿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思潮。 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西方文论新思潮、新走向的跟踪仍在继续，但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的进程却明显放缓。如王宁主编的《文学理论前沿》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连续出版15辑。其《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又见东方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思潮》(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侧重于介绍和研究西方近二十年以来的文论新发展。再比如，1991年，王逢振主编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试图超越前几种教材和文选。首先，这是首部明确提出以“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为标准译介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选(11)；其次，它侧重于译介了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文论经典名篇，并以批评理论流派的形式分类，包括现象学和阐释学、接受美学或读者反映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女权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辩证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文化批评。最后，在对各类代表性学者和文选的选择上，存在部分分类不清、人选不典型的问题，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主要是英美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文化批评”中的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约翰·卡洛斯·罗试图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对“文化批评”引入。王逢振选译了赛义德和约翰·卡洛斯·罗的两篇文章，前者已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的代表，而后者虽然以“新美国研究”而著名，但直到现在仍未正式被中国学者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教材所接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直到新世纪以来，王逢振都致力于最新西方文论的译介工作，如《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2002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21世纪西方文论译丛：批评的新视野》(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1世纪西方文论译丛：理论方法与实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不过，这些不断更新的西方文论知识还处于积累和沉淀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中国学者编撰的西方文论教材。2014年，朱国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前沿文论研究”，也正在推进对新二十年来西方文论知识的清理和更新，再过数年，中国学者有可能会实现20世纪西方文论新的知识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