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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堪称“文学的千年之变”的时代，文学批评何以自处、何以作为呢？如前所述，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的博弈，主要将对文学批评理论构成挑战，而非专门为难实际创作。情况正相反，正是因为新媒体的实际创作由此释放了巨大的文学社会生产力，逼使传统文学史的终结，才使得迄今主要依赖传统文学资源的文学批评陷入窘境，同时新媒体语境支持的文学批评理论看来也还尚未成熟，甚至无所作为。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尴尬和困难。从前述的类型化及泛类型形态的文学现象、跨文体及泛文学写作的命名困难、传统的文学等级及精英观念与社会化个人性写作的冲突等，都已经能够看到文学批评在新媒体语境中表现出的理论挣扎。就文学场域中的权力关系而言，文学批评的传统地位已经崩塌，批评家的权威也已遭瓦解。此前的十几、二十年间，针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有过“缺位”、“失语”或理论的“空转”等，但现在看来，那时的说法真还是有点过虑。相比之下，过往的所谓“缺位”、“失语”、“空转”等，指的实际应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精神状态，是批评主体的懒惰或封闭意识，这种状态源自社会外在条件的约束和压迫。文学批评(家)看不到社会文化利益重新分配中有关自身的利好，造成批评主体的精神萎靡和行动消极，而并非批评本身的资源和能量的耗尽。待到新媒体席卷天下已成蔚然之势的现在，新的问题已然发生，文学批评惊觉传统资源已然不敷所用，即便是再深厚的历史资源积累，也无法从中检出可用的武器。从俗所说，文学的当下活法变了，古典或传统的经验和标准终于不再崇高或重要了。同时，专业批评和批评家的存在价值也无形中遭到了质疑：手上已经没有了批评的武器，理论自信何以建立？无法有机融入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生态，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何在？加之汹涌的文学民粹主义声音已盖过了任何一种专业理论企图，后者只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理性遗留物。现在谁还说“经典”呢？或是有人说的，甚至要在21世纪文学中寻找并确立中国文学的经典。但这种经典显见绝非学术概念意义上的“经典”了，只能作修辞意义使用。我这样说当然就站在了传统学术的立场上，但事实是“经典”已经泛滥，传统的阐释已经系统崩溃。文学批评无从作为，根本上是文学批评无法构成有意义的文学生产关系，也无法成为文学生产力或促进文学生产力的释放与提升。在文学意义上，新媒体语境的语义都是某种修辞的功能体现。 在政治层面中，国家权力与社会个人权力的博弈，可以依赖法律来规范、约束和保障。但在文学层面，如果文学批评已经走向末路，那便只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文学社会了。所以，“文学史的终结”在根本上体现的是文学批评的终结。本文在讨论“文学史的终结”的一系列现象中，涉及的根本问题无不与文学批评的终结现象相关联。理论意义上的文学史，首先应该是由文学批评来书写和完成的。如果期待文学批评还有可能的话，或者，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即它的文学价值还有可能实现，那需要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浴火重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