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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稍作深入分析，“文学”的形象和地位主要由其共识经典的历史地位所塑造，而且“文学”为一切写作提供了无限可能的技术支持，在一定意义上，技术支持又会形成内容支持，这使得“文学”能在所有写作方式中获得特殊的尊崇地位，乃至“文学至上”的写作理念深入社会人心。不仅如此，在教育制度的设计中，“文学教育”又是其中的基础和主要环节之一。人生经验、生命体验、文化成长、社会人格的发展过程，就伴随着“文学”的规定性教育接受，这使得我们从来无法面对文学产生心理自觉的反抗意识和抗拒意志。在我们的观念和社会中，“文学”是有特权的。我们的文化赋予了文学以特权。那么，当这种特权的文学获得了天生就是民主性格的新媒体支持之后，新媒体文学的空间膨胀就几乎不会再有限制了，全社会的个人化写作也同样不再受到限制。极端地说，新媒体技术支持的空间有多大，新媒体语境就能达到多大程度，即新媒体文学的边界也就在那里。所以，很明显，传统媒体的文学理论不再可能有效、圆满地规范、定义新媒体文学形态了。 一言以蔽之，新媒体语境赋予的文学形态的创新性、可塑性和未来成长性，都在实际的文学经验及直观感知层面上，对于传统的文学史延续产生了摧毁和终结的威胁。 如果说以上的探讨主要围绕着一些文学价值判断及实际的文学现象问题而进行的话，那么“文学史的终结”在新媒体语境的文学(专业的、美学的)评价和一般社会(市场的)评价中会有更多的直接体现。 我们迄今为止的文学评价标准，包括经验性的把握，主要来自于纸媒即传统媒体的文学资源及规范。从文学评价的权力地位来说，文学链的下游注定了只能“臣服”于中上游居高临下的权威。简言之，以作者为主的创作系统(上游)、以发表出版机构为主的传播系统(中游)、以读者受众为主的接受系统(下游)，既构成了文学链的主干，也划定了此一链条环节中由上到下的权力差序地位。如果引入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变量”的话，则这一链条主干也可能会被随时打乱甚至打碎。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变量”，主要是指特定权力介入而形成的文学支配性因素，比如国家、政府机构或以其为背景的文学评奖/评价活动之类，体现意识形态导向意志的文学批评舆论，还有借助含有“权威”身份标志的各种关于文学的倾向性要求，以及各种出于功利诉求的文学规训等，凡此种种，都有权力随时“合法地”介入、契入任一文学链中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并由此决定或改变文学链中各环节的权力地位。中国文学链的既定权力格局状况由来已久，纵向的上下游序列已经成为固定模式，并非仅受到传统媒体的支持，因此政治变量所指向和针对的往往也就是文学链的上中游，只有上中游才拥有最大的文学权力；搞定了文学的上中游，就获得了文学的操作支配权。这样或能解释为何“读者来信”等群众和社会的意见经常会产生自下而上的颠覆作用。没有自上而下的权力操作，这种契入文学的“造反”既不可能发生，也没有成功理由。由此也就得到了另一个结论，不管政治变量的影响如何巨大，都不会影响到文学的制度层面的真正改变，即文学链的权力差序在宏观层面上不会因此产生实质性变化，所改变的只是因政治变量而带来的具体利益博弈方。文学链的运行其实依然如故，其上游或契入的变量因素仍会对文学传播起到引导乃至支配性的导向作用。 但新媒体语境却在根本上能够改变甚至颠覆传统媒体及其经典文学权利支撑的文学秩序，包括文学链的权力差序地位格局。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能够想象到的新媒体所提供的技术平台支持和市场地位支持。如果说新媒体技术创造、形成了文学的作者共同体，同时也赋予了传统意义上的读者/受众以作者即内容创造者的地位，由此改变了传统文学链的上下游纵向单线的传播与权力关系格局，那么，新媒体的市场支持特征就是将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市场转化、改造成一种立体多维、互动开放的文学传播场域，产生出多元、交叉、关联性复杂的利益博弈方，传统媒体的文学传播格局几乎就此发生了完全的转型，而首先是传播的主流形态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已经能够看到旧世界的秩序和权力正在衰减、消失的过程中，新世界的形态正呈成熟向上的生命勃发生长期。此时此刻，新旧世界在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文学与政治的权利博弈方面无疑会越来越激烈，但乐观地看，最后也将会以某种妥协达成新的共识，合流推进新媒体语境主导的文学发展。 从宏观面看，当下博弈的主要力量是传统主流权力与依附于新媒体或由新媒体催生出的新兴“文学民主”权利。传统主流权力源于传统媒体语境的支持，也得到最多的政治权力支持。实际上，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政治权力对于文学的掌控和支配也是最易实现的。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历史中，不乏主要受制或支配于政治权力的文学时代，至于受到政治权力支配的文学现象更是不在少数。真正能够打破这种传统权力统治格局的就是新媒体技术及所形成的新媒体语境。传统主流权力虽然也能利用新媒体技术，但只有在新媒体语境中孕育、诞生、直接受到新媒体技术支持并与新媒体语境联动的新兴文学才能成为新的文学权力/权利。这种文学权力/权利也就是新媒体语境的构成部分。因为这种新兴文学并非源自传统的权力系统，且天生就是传统主流权力的竞争力量，它既不依附于传统媒体语境，也不直接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权威。因此，对于传统的文学集权力量来说，新媒体文学就是一种文学的“民主”力量。从泛政治角度看，作为“文学民主”力量的新媒体文学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学权力的排挤和抵制。道理很简单，这是一种应运而生前来“夺权”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不可控的。比较而言，前者可以通过“谈判”而形成一种妥协、互利、可控的结果，后者却更加可怕；对于政治权力而言，不可控因素的存在是最大的危机和陷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