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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看，已经意识到的、可见的“政治冲突”实际又不是最可怕的。比较传统权力的压迫，来自新媒体文学的“民主”权利立场自身的内部挑战或许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这种危险性和破坏性尤其具有自我瓦解的倾向。新媒体(文学)对于“民主”权利的强大支持比任何一次社会革命、政权交替、传统媒体变革等都要来得彻底。在这里，权利直接赋予了每一个个人。权利的行使几乎不受到任何一种门槛限制。这种彻底的“民主”权利革命同样也使得民主的天然毛病在新媒体语境中变得异常普遍和严重。除了效率、规范、秩序、道德等问题外，新媒体更加给民粹思潮和民粹情绪与言论的极端释放加注了空前的助推剂，已有可能形成新的现实政治危机。观察近年的网络舆情，可以明显发现，在重大公共事件和问题上，激烈的民粹表现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在国际问题、国家关系上，夹持所谓“爱国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论近似战争狂热宣言，毫无理性可言；在社会现象、一般日常问题上，将弱者的蛮横和特权视作天经地义，不断突破社会道德良知的底线；在学术文化、专业问题上，无视常识、缺乏基本知识准备，一味想当然地粗暴武断的“反智”……凡此种种，都能在新媒体的技术支持下得到无限的放大，形成为社会和舆情的冲突焦点。这其实是政治危机的潜在病灶。但新媒体的支持和放大功能显然并非源头和主因，而主要是加剧了动荡“洗牌”的速度、幅度及其复杂性。那么，这种民粹思潮的社会基础和根源究竟何在？ 新媒体语境放大和激化的实质上是社会内部的自我矛盾与深层问题。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的进步举世瞩目，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从一个落后的大国、穷国，一跃而为当今引领世界发展的经济引擎和最重要、最广大、最具潜力的市场。但是，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以及积累的问题，也已渐渐成为影响社会良性发展的阻碍，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经由新媒体语境的多方发酵，这些问题或已成为更加难以容忍的社会痛点。而从一个社会的结构与利益关系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实质，则失衡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城乡差别乃至“左”、“右”之争等，都是制度性根源派生出的重大问题和现象。正是这种业已普遍持久的失衡，成为滋生民粹主义思潮并酿成其泛滥的土壤和温床。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的权利等级差太大、基本的平等权利问题已趋严重，特权痼弊无法消除，社会强弱之势愈发分明，这使得社会民粹思潮能够充分利用或借助新媒体的支持，形成一种民主与民粹“合体”的社会语境。目前这种社会语境其实已经成为新媒体时代中的显著现象。所以，现在不是说某个领域、某种议题、某种层面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民粹主义思潮的泛滥，而是在社会整体的表达上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民粹政治正确”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操控言论走向、主导舆情趋势、压制异见表达，甚而“绑架”国家机器和社会大众。用造成2015年“股灾”的一个金融术语来形容就是，如同股市资本中的“金融杠杆”，新媒体语境正成为民粹思潮泛滥的“技术杠杆”。但是，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民粹主义的表现可以为权力的功利动机所用，成为政治动员的一种巨大力量，可一旦它成为撕裂社会的失控能量，从底层反噬权力的驾控，政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撼动。所以，面对民粹主义的泛滥，任何一种理性的力量都必须要有一种谨慎和恐惧，否则很可能形同饮鸩止渴。在此意义上，当今新媒体语境的“民主”和民粹性格往往难以截然区隔，一方面挑战了传统媒体的规则，另一方面同时也产生着瓦解自我价值和建设性价值的后果。只是这两方面在某一点上天然地获得了一致，那便是通过对于传统媒体权力的反抗来达到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及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媒体文学在当今文学市场及其评价的地位，就会有一种更加清晰明了的根本性认识。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权力/权利分化和重组，为文学的“底层革命”创造了条件和契机。新媒体文学在社会层面上有文学/文化民粹主义支持；而文学/文化民粹主义则是社会民粹氛围的一种特定表现而已。这对传统的文学权利、文学史书写、文学(史)价值观当然就是一种新的挑战和对抗。 这种对抗在文学的专业层面即美学层面上的突出表现，则是传统文学的审美经验及批评框架与技术已经不完全适应新媒体文学的写作实际了。这还不是一个写作实践中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批评理论问题。虽然传统文学至今依然怀有一种经典文学出身的身份自负，而且对于新媒体文学多少还有一种隐隐的、不便完全公开的美学歧视，但在商业市场和社会评价方面，新媒体文学做“土豪”已然有许多年了，虽然自觉暴发户和文学市场的新宠还有点缺乏涵养，但自立门户的江湖地位应该已经完全确立。新媒体文学不再是传统文学的跟班，它的技术支持即其文学载体早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其内容创造没有理由一直处在自卑的阴影中。所以，新媒体文学的美学经验和审美标准一定会建立，而且，新媒体文学的美学标准一定是以传统文学的不得不妥协为前提，或者，新媒体文学将主导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重建。此时此刻，就是两种文学的博弈时代。 当然，这只是一种简便的分析和表述方式，为了突出需要阐释的核心问题，本文并无意将“两种”文学又划分成二元对立的两方。事实上，新媒体的出现并不可能将文学划分成截然不同或对立的两方，而只是技术支持条件和传播方式等的巨大差异而导致和生成了文学观念与形态内容的种种差异特性，这才有可能将文学的新质视作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或其雏形。在纸媒的历史上，这种雏形曾引导出真正的文学革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