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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在不远的过去，传统媒体文化自身的历史就可以对这一变化做出一个相对简明也比较乐观的解释。大约百年前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用白话取代文言，这在文学和书写、书面语言的历史上，可谓百年一遇的革命。当时就有了“白话文学正宗说”。此说与其他的文学革命理论差别何在，或者说它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何在？文学的正统并非只有文言文学一脉，白话文学也是中国文学古往今来的正宗嫡传。“白话文学正宗说”的“革命智慧”在于，并不完全否定文言文学的正统地位，并非要用白话文学完全取代中国文学的传统历史，而是确立了中国文学的一个新传统，准确说是挖掘出了中国文学的一个固有传统即白话文学传统的历史合法性。中国文学不止是文言文学的传统历史，而且也有白话文学的传统历史，只是历史价值观的偏执使得白话文学的传统一直被压抑，而文言文学传统的一枝独秀最终桎梏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特别是在西风东渐、世界文学大潮席卷中国文学的历史背景下，文言文学无法担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民族文化重任，必须重新激发白话文学的历史生命力，以其主导助推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正是在这一理论阐释中，“白话文学正宗说”一方面获得了文学革命的现实引领地位，另一方面也重新定义了文言文学、中国文学的历史观念。我们也可以说，“白话文学正宗说”使得文言文学的传统价值地位产生了位移，它不再能够独占文学的唯一正统地位了，但它的价值地位并未被完全取代或抹杀，而是在与白话文学的历史博弈和互动影响中，继续在中国新文学历史上延续和拓展自己的生命，但历史已经进入了新文学即白话文学主导的时代，新的文学经典只能是白话文学，这确是无可置疑的了。这也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一种体现。所以，文学价值地位的位移、变化，并非一定就成悲剧，尤其是，文化多元的交织生态更是共生共荣的常态。换个角度看，某种价值地位的位移也是对文学革命的一种广义的认同和贡献，新的文学支持因素，比如白话、新媒体，也是传统文学因素比如文言、传统媒体能够借以发展自身的一种崭新平台。 在此意义上的“文学史的终结”，指的就是有关于文学经典的价值观历史的终结，也可以说就是一种传统文学史观的终结，或者说就是一种传统的文学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其前提则是在新媒体语境中文学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具有划时代区别性特征的改变。 其次，所谓“文学史的终结”将发生和体现在新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形态上。传统媒体语境中的文学形态受制于其文学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线性化特征和规则，一般而言无法获得多向度的支持，而且从创作/生产到阅读/评价的反馈路径来说，有着明显的延时滞后和空间阻隔的双重屏障，文学的生产和传播只能是一种单向的运动。所以其文学形态不能不主要呈静态、定型的特征。新媒体语境则全面破除了传统媒体语境的这种生产机制规限，使得文学形态在其形成过程中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条件，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动态、变形(相对稳定)的特征。新媒体的即时、交互、共享、定向、个性、超文本等诸多传统媒体所无法想象、无法企及的革命性功能，都为其语境中诞生的文学形态提供了近于无限的可塑性。首先是新媒体语境中的“作者”对此提供了前提保障。 如果说新媒体语境已经消除了传统的读者/受众的概念，那就应该可以更准确地说，新媒体的巨大贡献实际上是创造出了“无处不在的作者”。传播(过程)同时也就成为创作(过程)。这势必影响到新媒体文学的形态呈现。当我说在作者方面，“新媒体比传统媒体创造出了更多的作者”这句话时，其中的“作者”并非单指个体性的预设的、确定性的创作者，而是同时更多指向一种创作机制或创作主体的可能性存在。确凿无疑的是，新媒体的技术支持平台能够激发出更多的主观创造欲，能够极大地甚至史无前例地提升文学创作的实际可能性，也能够为创作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实现的技术路径支持，而且能够使“作者”经由即时、交互、共享的功能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拆解空间屏障，同时又能够利用诸如超文本功能来抹平时间落差，实现时间上的秒杀。归根到底，新媒体具有了建构“作者共同体”的技术功能和文化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新媒体语境首先就是由这种作者特点、作者关系、作者共同体构成的。新媒体重组了文学生产关系，最大可能地解放、释放出了文学生产力。而文学的传播过程既为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提供了可行的也是合法的凭据，甚至文学传播本身就由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直接构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