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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发现 要了解“工作”及“工作叙事”，就先得了解工作与工作环境。 理查德·森尼特提出了一对概念：街头与办公室。这两个名词并置一起，就已经形象地说明人的家园感将被“新的资本主义”所破坏，现在和将来的日常生活将只能在“没有认同感”的工作中度过。在“街头”，人还会保持一定的认同感，但他是“弱认同”，是说还能勉强恪守某种自我形象。而在全球化走向深入的时候，维持“弱认同”的希望将越来越渺茫，通常会由“防御性认同”(理想化的家园与劳作的现实的冲突、地域与工作的对抗之后，人们倾向于利用对已知事物的认同这一内墙来对抗未知的、难以控制的风险)最终转向“工作认同”(在现代城市越来越世界化的同时，人们仍然在寻找工作中的某种归属感)，而“工作认同”似乎也不那么景气，因为你置身其中的可能是一个“冷漠的权力运行机制”。 这一结论来自于森尼特对现如今世界公司、企业通行的管理结构层的分析。 第一，在现代企业中，因为“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化使得公司的上层管理者能够很快地认识到决策的结果”，所以中介和解释都很少，命令功能与反应功能已经被隔开了，这就造成漠不关心的体制的产生。依森尼特的说法，统治者把自己藏在尼采描述的世界里，在那里不用把自己伪装成命运的主宰。其实正是责任人事实上的缺席，导致了工作底层的人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宿感。 第二，小组讨论与管理团队化，使得命令接受端与链条底层的人之间失去了工作的见证人，工作究竟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就成了人们的主观责任。这就导致了现代企业这种新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工作”为家园的社会实际上的“不和谐”。“从表面的逻辑上来看，好像团队的形式祛除了对工人的束缚，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设想工作的意义。但事实上，由于是工作见证人在执行命令，在提出挑战，在迎接挑战，并愿意承担与其权力相关的责任，没有了见证人，工人对工作的解释能力变得越来越迟钝了。”(22) 森尼特最后说，不断重复性劳动变成了“团队完成的短期任务”，它可以随时变化，以适应实际需求的变化，其实这种任务内容的变化也不受个人和团队控制，“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使人难以形成持续的工作叙事”(23)。导致带有一个结局的连续性的工作叙事，只能是想象的结果，或者只能在“真希望能那样”的领域内进行。这一点，转换到文学叙述来看，其实指的是在如今文化语境下，当日常生活难以完整、连续，其故事性无法赢得读者的欢迎时，正好就是历史小说和编年史兴起的原因，不为别的，只因它们吻合“真希望能那样”的愿景。而作为批评，如果失察于此，可能的情况是，在二度虚构中寻找人的注脚，结论自然与读者的体会相距甚远，这是日常生活话语的反面，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反日常生活话语。 在遍地“老板”、处处“项目经理人”的今天回眸，“工作”被纳入日常生活，并构成新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后，这个日常课题，还少有文学叙事真正介入，批评话语也很难说真正地深入了“新穷人”及其工作环境。那些来自于启蒙传统的精神资源和来自人文主义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与“心灵叙事”、“日常生活审美化”虽不同源却趋向同质的东西，它们都缺乏深刻的改造和整合。这路批评还在不厌其烦地重述着这两种大同小异的话语方式，表明日常生活话语实践的深层危机已经出现。一是缺乏介入当下具体社会语境的视野(虽然看起来纳入了当下流行文化现象乃至全球化文化视野)；二是批评主体普遍缺乏介入文化政治的现实主义精神；三是严重学科化，导致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可以不参照日常生活完全独立自洽。这就让人担忧，文学批评自己是否也已经进入了“安全消费”文学的时代?由于多数文学批评者眼里的“文化”，是“为艺术而艺术”或专业学院分工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是要免谈政治，似乎谈政治就是对知识界自主性的削弱。“但是，在当前‘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语境中，文化如果不能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根本价值取向相结合，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离开‘我们要做什么人’的问题。离开‘我们如何为自己的文化作辩护，说明它存在的理由’的问题，文化就会要么沦为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要么蜕变为一种唯名论的虚无。”(24) 尤其第三点，不独日常生活话语是这样，其他类型话语共同遭遇的瓶颈也差不多都在这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