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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费社会与“新穷人” 由于“新穷人”的处境没有被文学批评纳入其中，以纳入“新穷人”审视，上述“日常生活话语”只是启蒙话语、抽象人道主义话语的延续，并非这个消费社会中的“日常生活话语”。 那么，何为“消费社会”?鲍曼用“第二现代性”社会来指称。与“生产社会”对照，消费社会的制约者是“消费美学”，而非“工作伦理”；塑造其成员的方法首先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要和既定社会标准，而非社会角色分工需要；对其成员角色的定位是扮演消费者角色的能力和意愿，而非是否有能力担任不同的角色分工；规定其成员身份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非相对稳定的生产者——必须能够接受短期通知或者毫无通知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必须遵循持有者所有选择的原则，或者至少尽可能多的有所选择——这也就表明，消费社会的“身份”具有暂时性，“掩盖的内容比揭露的更多”(15)；是“纳税人口袋里有更多的钱”作为硬性指挥棒，而非“让人们去工作”的口号发挥作用——不是更多消费的承诺，是更多可供消费的选择，更多购物和选择的愉悦的前景。所以，鲍曼说，消费社会是信用社会，而不是存折社会；是“现世”社会、欲求社会，而不是等待社会；是受诱惑力这个美学旨趣引导，而非伦理规范的社会。因此，单调、重复、循规蹈矩、不需冒险、不容首创，无法挑战智力、自我检测与自我肯定失效，以及“让人厌烦的”工作是其主要特征。在工作伦理统摄的社会里，把异常状态压缩进失业现象中，“异常”就是没有工作；而在所谓“以美学评判的工作”的社会里，按照逻辑推理，“穷人”就是被解释为工作短缺、或缺乏工作意愿的人。“生产社会”的工作伦理变成了指责穷人的东西，把贫穷当成是对罪恶的惩罚(16)。 这正是鲍曼提出“新穷人”的现实基础。“新穷人”之“新”，除了饥饿、得不到医疗救治的疾病、缺乏住所所导致的死亡威胁等一贯给它的定义以外，即使穷人的状况已经提升到仅求生存的水平上，贫穷总是意味着营养不良、没有充足的保护以抵御反复无常的气候，以及无家可归。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与心理方面。以“正常生活”衡量，“达不到标准”导致自尊心的降低，也会导致羞耻感和负罪感。通常由此而产生的痛苦、烦恼，甚至怨恨的加重、自我贬损乃至于体现为极端的暴力行为，仅仅是较低一层级的后果。若以“快乐生活”这一高一层级的标准反观，无法过快乐生活，或者只是过正常生活，意味着是失败的消费者，或有缺陷的消费者。可怕的还在后头，“这种无法尽消费者义务的不作为，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17)。至此，“新穷人”的“新”便是那种被认为体现了所有社会包袱和累赘的东西，是那种因此而被打折扣的不美好、不痛快社会的赘疣。 表面上看，有钱就可以治疗无聊，至少钱是进入那些可以治疗无聊的地方的通行证(比如购物中心、游乐园、美容院、高级会所、健身房等等)，其实不尽然，没钱的无聊，在这里悄悄转化成了因无所事事而生成的“时间的无聊”。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还盲目轻信于赫勒以及其他研究者的圈定，即把“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仅看作是个体在自然的生活形态、自然的情感基础上的“个体再生产”，那么，消费社会“新穷人”的“无聊”，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与印家厚们并无什么本质区别的“烦”；或者，以我们是局外人的眼光所感受的，对小林们、猫子们那些平淡无奇、平庸琐屑事情的价值反应。注意到这一点很关键，因为一方面这里是把新穷人当作罪人来惩罚的根据；另一方面，很可能把无聊视为无聊本身，又回到“心灵叙事”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语系统中去。显而易见，生产社会的贫穷，因为有工作而不去做很大程度也是浪费时间的无所事事；消费社会多余的时间，有时候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它”主动在家里，而是被隔离在家中，抱怨、无聊又受挫，反复无常，周而复始。 对于后一种现象，让·波德里亚的解释值得参考。比如他把时间分为劳动的时间和自由的时间，自由的时间相当于“时间的无聊”中的时间。他说，海洋、沙滩、阳光和人群对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度假者们比对富庶阶级的度假者们显得更加必要，因为这不仅反映了经济能力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文化期待问题。“受到被动假期束缚的人们，他们需要海洋、阳光和人群来掩饰自己的窘迫。”因为按照消费文化所宣扬的“快乐道德”来看，底层者在事实上与富庶阶级创造的文化在同一状态中，而且只能被动接受这种文化的塑造，无奈的微笑和坚持活着的快乐，已经“表现为根据义务、牺牲及苦行原则进行的一种全面分配”(18)。当李咏一脸坏笑地对着全国电视观众说出“幸福就大声唱出来”时，作为“快乐道德”的衍生物，一笑泯恩仇，歌声不会更多地在意背后的难言之隐，表达现时代要求表达的，远比更值得表达而恰好无法用歌声表达的东西重要得多；当聚光灯对准赵本山《新乡村爱情》中的豪华小轿车、漂亮别墅时，日常生活中的无奈与酸涩也就变得不值一提、一文不值了。这正是波德里亚所说的，以“慈善”、“集体团结”为主要形式的豪爽意识形态所支撑的“社会控制机制”的绝妙表达：一石二鸟的“慈善”掩盖了利益，领薪者非常高兴能收到以赠予或“无偿供给”形式出现的、他以前被剥夺的财富中的一部分(19)。这即是底层者在“时间的无聊”中，虽然逃避了劳动，但逃避不了集中的本意。这表明，无论是谁，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置身于消费文化——电视、报纸、广告、超市等，无聊就必然会转化成不务正业的同义语，至少是内在生活中最窝囊、最不能示人的部分。所谓的治疗无聊，实际上就是取消内在性生活。 与波德里亚相比，鲍曼出示了新穷人无聊境遇被控制的另一形式。他说，消费文化的核心是建构一种使人不得不信服的快乐生活，而快乐生活是一种确保不无聊的生活，是种不断“有事发生”的生活，有新鲜、令人兴奋的事情。这样一来，消费文化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消费者市场。消费者市场保证能够对抗无聊的所有形式，比如怒气、倦态、过度饱和、愁思、犹豫、感到腻歪或无动于衷——这些出现在富裕且舒适生活中的烦闷，是确保“任何时候都没有人会因为‘全都尝试过了’，以及耗尽了生活必须提供的愉悦的源泉，而感到失望或者郁郁不乐”。完成对富人烦闷的“救赎”的同时，作为文化共享的新穷人，也顺便被推到了消费社会及其消费文化的历史后台：不能达到目标的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并且轻易成了其他人轻视和非难的对象(20)。显而易见，把过去的“失业”悄悄转移到“满员”、“过剩”问题中去，是消费文化反复抟塑而终于上升到政治经济学话语的必然逻辑。以消费社会的“自由选择”观之，底层社会和新穷人，是“没有竞争力”的选择的证据，他们选择了“不工作”而不是“工作”，完全是个人选择的集成产物。只要他们消失，其他所有人都可以获益，因为“他们是美丽图景上的污点，丑陋而贪婪的杂草，不但没有为花园增添和谐的美，反而吸收了许多植物的养分”(21)。这完全可以拿过来解释现在的“仇富”、“仇官”现象。可惜的是，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包括大多数人文话语在内，主要精力用来搜罗数据证明如何仇、为什么仇，而不是是什么使仇这种现象应运而生的问题——“维稳”成为近年来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反过来证明了这一点。 社会秩序、市场法则对个体时间的消灭，进一步表明，今天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已经开始正式步入规范人、构造人的新历史时刻。 现在回过头再看批评的日常生活话语的进度。 其一，经过“心灵叙事”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提供的话语方式自觉不自觉的介入后，当年王一川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批评家，通过平行视角、调整性主体意识的批评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是低于甚至于跪读的姿态。浅层次看，一些启蒙意识、人道主义倾向的批评适时跟进，部分地澄清了此二者的视野局限，积极矫正了偏颇的立场问题。深层次看，降低姿态实际表明批评家面对如今日常生活世界的迷茫，找不到合适的日常生活话语，企图在文学的叙述中打捞某个似乎有现成答案的中国日常生活图式。诚如前文提到过的，岂不知，全球化以来，尤其受“身份危机”、“内在性”的鼓荡，文学的日常生活叙述早已是“去政治化”之后的眼光，因为看不到消费社会的“新穷人”、或者以旧穷人思维讲故事，满篇“差距拉大”的吼叫，其实质却与“新穷人”境遇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内在于具体语境而生的日常生活话语，于是退回到了对马克思意义的异化之前的人性的虚构，非但未能有进步，反而表现出诸多思想退化的迹象。 其二，比起一些零散批评，一部分学院派批评的雄心似乎正在崛起。完全不考虑日常生活的实境，而一味输出“中国经验”、“中国气派”，面对并无多大建树的文学，他们也不惜动用叙事学、符号学等超负荷理论，进行无畏无惧的日常生活经验编码游戏，这是理论神话对日常生活的僭越。与当年“新写实”批评相比，此类批评离消费社会的语境越来越远，不要说悉心体察“新穷人”这个旧穷人的变体产物了，即使是泛化的“乡土”与“都市”的概念也越发模糊。对象不清楚，日常生活话语也就面临着消逝。 究其原因，无论是批评家还是作家，他们眼里的日常，其实倒是接近《日常生活》中所描述的、哲学原理意义上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差异在于，后者标识“自在的”，其目的是为了“自为的”，即为日常中的人的现代性问题找到提升的途径(当然也是一般哲学意义上的提升)；而前者的“自在的”是取消日常人赖以生存的具体背景，或者说模糊那个背景是为着省事地去解决“全球化”的一些大问题。任何一个文学中人也许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在他们那里，什么问题都有，比如中日问题、中美问题、金融危机、叙利亚局势、亚太地区状态、核设施，乃至于地方宗教、社区文化、移民认同、生态环保等等，无所不包，但就是没有微观的叙事。日常生活在他们的叙述中，一天天变得萎缩、干枯、扁平，只是一般工作关系中的人。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上自己的班，机械地演绎着就业、辞职、离职、退休等低层次日常生活规律。正是因为所展示出的这个规律中人为地排斥了消费文化在事实上的影响，致使关于日常生活的叙事多只体现为某种普遍性的“人性”叙事，而且一定是“去政治化”的人性叙事。然而，事实表明，没有应有的工作叙事——工作叙事一旦被悬置，就意味着提前终止了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