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在消费社会，文学日常生活叙事及其随之而来的批评语，其批评性思想还只是启蒙话语、人道主义话语的某种延续，其中寄存着某种理论蓝图，而很少把消费社会和它的新产物“新穷人”纳入其视野考量。文学批评的日常生活话语多只是一种“到此为止”，而不是“从此开始”的介入姿态，这造成了批评本身浮泛粗糙。 作者简介：牛学智，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一 批评如何言说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得以清晰界定，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匈牙利哲学思想家阿格妮丝·赫勒在其专著《日常生活》中完成的事情。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即“个体的再生产”，或从社会的角度看是“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包括：一是随着历史的沉浮而不断生灭的可变的部分，其变化和消失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人类的生活；二是基本的不变的部分，这是人类存在不可或缺的基础，其总体或某一要素的消失会“导致混沌状态、世界末日和人类生活的终结”①。哲学话语也许只能到此为止了，但作为在近年来文学批评中频频使用的话语，这个内涵恐怕仅仅是批评出发的基础。一般认为， “日常生活”有三层内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包括自然情感、自然状态下的生活基础，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饮食男女、言谈交往等日常生活领域，这是第一层；中间层是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制度化领域”；最高层是由科学、艺术、哲学等构成的“人类精神和知识领域”。后两层是第一层的自觉行为，都属“非日常生活”。 这样就清楚了，所谓日常生活文学，是侧重点在第一层的叙事，而日常生活批评，是关于第一层叙事及其衍生意义的言说。如果突入“非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世界可能面临着打破和重新塑造的问题，也就意味着所得结论并非此一时代历史规定性中的，而可能是时代政治经济学话语促成的符合该时代意识形态标准的“人道化”日常生活。这一点尤其重要。所以，无论是赫勒，还是其他日常生活批判者，所说的日常生活现代化，即人的现代化的用意也就在这里。没有对人在第一层状态的了解，或者还原性理解，一切价值的植入，或许只是一厢情愿的行为。这同时也是提醒文学批评要慎用“自为自觉的”非日常生活概念，防止“自为自觉”对现象和本质未分化的和“自在的”领域的粗暴改写。 文学批评对文学的日常生活叙写的把握，从话语来源来讲，可能与哲学概念有关，但批评毕竟有其独立性，不会直接取自哲学话语。那么，为什么非得在哲学概念的基础上来谈文学的日常生活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搞清楚。首先，迄今为止的所谓日常生活批评，在价值论上，差不多都是对日常生活如何好的论证，和以日常生活这个笼统概念为起点，批判非日常生活——多数时候是“宏大叙事”不好的批评模式。这也就意味着，作为相对自成系统的言说方式，日常生活话语是被泛用了的。既然如此，日常生活话语就不可能具有当然的言说能量。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泛化之后，批评对于真正的日常生活写作是失察的。这部分地导致了一个后果：不管是哪一代作家、什么倾向的作品，从批评的角度看过去，只要是叙事的模样基本属于“日常”的文学，就会得到肯定性评价，而至于是什么生活，则逻辑性地居于批评的次要位置。 其次，现有的一些批评共识告诉我们，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开始，日常生活批评就登场了。因为“新写实”的“新”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现实”，它是与读者置身的日常差不多同一水准的生活“实录”，即“絮絮叨叨婆婆妈妈拉家常”。“总是极力追求通俗和平易，整个叙述显得零碎而烦琐，细节事件杂多但都没有额外的特别含义，故也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只是一个接着一个散漫无绪地堆积在一起”②。就概念而论，“新写实”中的这个“新”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概念。但也不尽然，“新写实”之后，还有“先锋派小说”，之前就开始的也有“现代主义小说”。在浏览大量相关研究文章之后发现，“新写实”的“新”其实也是“先锋派”的“新”和“现代主义”的“新”。从批评中不约而同共用的一些术语概念，如“不确定性”、“偶然性”、“零散性”、“去中心化”、“意义分解”、“二元对立”等可以推知，所谓日常生活，在这三者看来基本是一回事。那么，日常生活批评，作为对“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叙事的再度审视，是不是已经丧失了一个得力的批评内视角的观照视野呢?这样的追问，当然不是求其价值标准的统一，而是说，既然三者命名不同，必然分属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这无可置疑。关键是当如此等量齐观它们本来不同的日常生活观，怎么在“自在”与“自为”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过渡中植入价值?之所以哲学研究者把“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因素而加以维系，以过去为定向的领域”③，界定为日常生活，是因为一方面为了了解人们的“在家”感；同时也是为了把那些产生于传统、习惯、风俗、常识、自发的和直接的经验的图式——那些传统和惯例，改进到自为的、自觉的和自由的状态，即在更高层面解决人的不安、孤独无助和“不在家”感的问题。从这一意义来说，混判日常生活，正好不是为意义感缺失的日常生活寻找出路，反而会因批评主体意识的强烈介入，打碎乃至于搅乱了人们对那个日常的判断。像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文学那样，“现实”在作家那里本来已经进行了理想化、主观化装饰和修补，作家对“现实”的自我化理解之处也即是批评价值的介入之处。而特别对于像池莉《烦恼人生》这样的作品，因对“日常”和“生活”的“零度叙述”，“正是这种现实的‘还原’和本真的‘直观’中，我们获得了一种‘审美的震惊’的阅读效果”④，也意味着批评面对的正是那个既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世界”，这时，批评话语如果仍是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那一套，无异于批评功能的取消。至少也是以先在的“自为自觉”非日常生活蓝图批评“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