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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灵叙事”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2004年第1期《南方文坛》发表的题为《回到文学本身》的“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纪要”，和谢有顺随后在该刊发表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 (《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可以看作是“心灵叙事”的代表性文章。“心灵叙事”的精神轮廓如下：第一，“写什么”上，心灵叙事就是要拒绝或者尽量拒绝走“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路子；第二，价值立场上，心灵叙事要价值中立，张扬“无差别的善意”，能对坏人坏事亦“不失好玩之心”(引号中的话，均为谢有顺引用胡兰成观点)；第三，精神观照上，能“饶恕”那些扭曲的灵魂，能有无所不包的同情心。 另一相关解释有必要提出来进行对照。徐葆耕在《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心灵的历史”既指心灵的丰富与复杂，又指制约心灵的力量的沉重与繁杂，而且要真正地解放心灵，先得解放挤压心灵的力量。“总之，他们(该书评述的西方作家)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的心灵，如果有区别地说，就是现实主义比浪漫主义更重视人的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撞碰与和谐。具体地说，心灵世界不能不受制于历史空间和种种外部因素。总之，是主体创造了自己的枷锁，然后再来挣脱枷锁。心灵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⑩这里所说的“心灵的历史”，其实就是“心灵叙事”的一般界定。只不过他强调心灵的“辩证法”，而谢有顺和一些批评家极力推崇的心灵叙事，似乎不包括围困心灵的“历史空间和种种外部因素”。 现在再来看“日常生活审美化”。一般认为，国内对此的论争起源于2002年《浙江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一组文艺学反思文章，其中“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建构文艺学新视野的契机，引起了陶东风等学者的关注。随后，这一话题成了文艺学及文学批评的一个事件，加入论争的学者身份之杂、范围之广，以及论争的深入程度，可说新世纪以来仅次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之规模。因为2006年底以前的重要讨论观点，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尚性、由来、国内论争情况以及核心问题，均已写进由陶东风主编、北京大学2008年出版的《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一书。这里，主要借重零星发表于2007年相关学术刊物，且观点没来得及被该书采纳的文章，看这个话题究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什么，是否与“心灵叙事”不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文学批评的日常生活话语，或者制衡了日常生活话语的掘进。 归纳一下论争主要涉及的问题，有价值的大体有两点(11)： 第一，就价值取向而言，分为批判者、阐释者和辩护者三种。批判者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是“对现实的粉饰和装饰”，体现了食利性。甚至沉痛呼吁：“我们需要的决不只是给‘审美化’的消费文化锦上添花、涂脂抹粉，更需要为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为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雪中送炭，更需要在工具理性、金钱力量独霸的消费文化日趋扩张之时保持澄明的人文理性与批判精神。”阐释者提出，先阐释再批判，阐释是批判的前提。换言之，事实陈述是价值判断的先决条件，在研究中起到第一性的作用。言下之意，一个研究者首先必须是个阐释者，而后才有可能成为别的什么者。而对于真正具有鲜明价值立场的“立法者”来说，他们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合二为一、血肉交融、没有前后之分的。辩护者则直接是批判者的对立面，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作“世俗大众的生活梦想”，并从大众感性生存的权利和人的感性欲望的伦理正当性出发，认定“美学之为美学，恰恰在于它把感性问题放在自身的审视范围之中，突出了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的基本‘人权’，而不是重新捡拾理性的规则。对当代‘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及其问题的理解，同样也应该从这样一种美学本来的出发点去进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