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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要追问自“新写实”以来为什么非得认定此日常就是我们已经感知到的日常的问题，还得凭借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否则，批评也不可能脱离“自在”的境地。依我的观察，对“新”现实的认定，与其说靠的是批评家切身的感知，毋宁说是“后现代”理论的某种直观性印证结果。一方面，新理论的照射首先对批评主体性产生了某种积极冲突，“后精英”时代的所有特征才慢慢反作用于批评主体，“新”日常生活于是作用于既有批评话语，并形成某种有效的日常生活话语。另一方面，就“新写实”被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招安”⑤的整个过程反观，要启动重新进入当下日常生活的机制——像当年“新写实”颠覆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无畏态度那样，“后现代”的某些视野就有必要进行一次严正回眸，而不是一味乞灵于“以过去为定向”的民间民俗文化形态。因为先锋派小说中的“自我的失落和反主流文化”，“反对现存的语言习俗”，“二元对立及其意义的分解”， “返回原始和怀旧取向”，“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界限”，“嘲弄性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⑥等等，就价值选择来说，产生的某些价值取向，比如“嘲弄性模仿”，“意义的分解”和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界限的打破，等等。可能需要传统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纠偏”，但它所具有的先锋精神，一定程度上更适合于把握当下日常生活的内部构造。换言之，更适合于在“新写实”的“新”的基础上发现变异于此“新”而又绝非此“新”的特点。如果我们不要被“身份焦虑”、“认同危机”以及“内在性”等全球化催生的想象性精神问题所蒙蔽的话，当下的日常性——在“自在的”层面考虑，仍然接近“新写实”的“新”，而不是其他。 比如，同样是《烦恼人生》等作品，自由主义或启蒙精神倾向的批评家，看到的是“小市民”、“非知识分子作家”、“会编市民故事的媚俗作家”等等。在“什么时候，我们放弃了对真正崇高正义理性秩序的价值坚守和赞美”的追问下，“新”日常生活马上变得粗俗不堪：“把随便当自由，把粗鄙当潇洒，把做爱当爱情，把搞笑当幽默，把流氓当英雄，把杀人当浪漫”⑦。当然，不是给这些特征加一个简单的否定词就是价值观的植入，是说真正的日常生活话语批评，应该在尊重而不限于该状态的前提下进入，才能有效分析之所以如此的文化缘由。相比较，在“日常生活批判”语境下，王一川的分析却截然相反。简而言之，王一川暂时放下了“崇高”、“理性”以及“坚守和赞美”，所以，他的批评进一步生成了与该语境匹配的话语机制。特别是他对印家厚“六次梦境”——平民实境与精英梦境“分裂”的精彩分析；对《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猫子对“体温计爆炸事件”八次重复讲述的阐释——“后精英”时代生活中无精英们遭遇的大事，主要是看起来平淡无奇、单调乏味的口常琐事；还有通过“分梨”，主人公小林(《单位》，刘震云)所体谅的集体与个人的疏离感，即政治意识、集体意识的疏离感等等，准确地介入并恰当地解释了当下日常生活的变化。与其说读者在体验自身在日常坐标中的身份感，毋宁说这体验实则是对批评话语的一种领受。意义感在话语的主题化中变得凝聚而具象，这即是哲学所谓人的现代化开始由“自在”向“自为”的突入。而这一点，正是后现代理论所强调的“中性”眼光，“日常生活”才在王一川的批评中幸免于肢解。“新”现实也同时提醒他，重要的不是辨别“真实”，而是首先如何认知与在学院训练中被填入脑中的理论、精神完全不同的“日常”的问题。“面对日常生活，‘新写实’向我们呈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两种不同状况。追问哪一种更‘真实’是不必要的，必要的就是从中发现当今知识分子对世纪初以来的精英传统作痛切反省和对市民社会作浪漫畅想的姿态，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不同的价值取向、种种价值取向间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它们背后的深厚的文化缘由。而这些应是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的现象基础”⑧。 稍微抽象一下，王一川的批评既保存了日常的第一层领域，又能动性地开启了如此日常再往下发展时，批评话语所应有的重建可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以为后现代的一些视野、资源和方法论不是用完了、终结了，而是还没有真正开发出来。也就是体谅现如今的日常生活， “新写实”一度作用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反叛和超越精神，纠偏于先锋派的形式实验和语言迷宫时深入现实土壤的重要启示，仍可用于“自在的”日常生活写作的方法论。因为只有这样，越是复制最严重、改写最深的地方才有望恢复本来面目。只不过，应该把当年“新写实”对“先锋派”的纠偏措施调过来，变为先锋派小说中的“现代性”对“新写实”中“招安”于传统现实主义的部分。按照陈旭光的说法，就是去掉后期“新写实”作品中普遍热衷的那个光亮尾巴，在当初类似于《烦恼人生》所开创的“生存之烦”⑨基础上，接着“烦”并深入“烦”的变体走下去。可见，“心灵叙事”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就其本意而言，是为着深化日常生活而来的两种批评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