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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指出，在那些研究“面对面交际的故事讲述”（storytelling in face- to- face interaction）的学者中，也同样存在一个转向，即对叙事分析模型的应用范围进行类似的重新思考。加速这一转向的是这样一个认识：虽然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在《叙事句法中的经验转换》（1972）等研究中建构的分析模型适合于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一定适用于分析其他的故事讲述情境，如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非正式对话、闲聊、家庭成员在饭桌上的对话，等等。不同交际环境下的叙事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例如，在同等地位的人之间的对话中，为了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可能参与者都想取得发言权。对发言权的竞争将会极大地影响他们讲述故事的形式：在某些重要情况下，故事讲述者除了只保留最重要的信息外，可能会省略所有的其他信息，以便努力表达他们叙事的意义，即为什么别人要听他们说，而不是打断他们。同时，这一语境下的叙事可能具有在访谈语境下所没有的某些社会地位或讲述者的“面子”，因此需要发展一些新的、更加丰富的模型来解释交际中故事讲述的结构与模式。这样，拉波夫的解释模型就成了更大范围内故事讲述情境中的一个“特例”。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叙事学研究的焦点也存在类似的扩大现象。有两个因素导致了叙事学研究焦点的扩大：首先，意识到叙事分析涵盖了跨越媒介的故事讲述，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叙事；其次，吸纳了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这是早期的叙事学家在创立叙事学这门学科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中所缺欠的。这些概念和方法来源于“后—索绪尔语言学”（话语分析、可能世界语义学等）、人种学、性别理论、哲学伦理学、认知科学、电影和媒介研究等。例如，性别研究直接对叙事中的人物刻画和叙述模型提出了性别身份的问题；而认知叙事学家的研究前提与认知科学的理念是相似的，叙事既是理解的手段，也是阐释的目标。 因此，你说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区分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它们之间的区分反映了对叙事研究范围和分析方法的不同理解。因此，我在《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一书的“导论”中说：“虽然后经典叙事学（不能将它与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相混淆）把经典叙事学视为自身的‘重要时刻’之一，但它的鲜明之处在于吸纳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假设，打开了叙事功能与叙事形式研究的诸多新视角。” 尚：我非常赞同您关于叙事学研究焦点扩大的说法。同结构主义叙事学相比，后经典叙事学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媒介与方法，但不论哪个方面都使得后经典叙事学具有复数性质。就媒介而言，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叙事，走向了跨媒介叙事学，如数字叙事、音乐叙事、法律叙事、图像叙事等；就研究方法而言，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单一的“索绪尔语言学”方法，出现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等。同大量探讨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关系的论著相比较，对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内部关系的研究似乎成了叙事学界的一大盲点。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后经典叙事学的复数性，以及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赫尔曼：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叙事学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主要任务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吸纳新的概念和方法用于叙事研究。相反，它现在有着更大的目标，即重新审视叙事研究的范围和目的。而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在于，思考一系列方法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换言之，如果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一阶段在于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思想，重新评价经典模式的可能性与局限，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新的挑战。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加强女性主义、跨媒介、认知以及其他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就此而言，我建议叙事理论家可以首先并置新方法对于叙事现象的描述（叙述、视角、人物等），接着检验这些描述的重合面，然后再探讨在那些不重合的描述面上，这些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由此绘制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图式。① 此外，这些新方法可以努力合作来实现叙事研究所没有实现的总体目标：更为深入地理解什么是故事以及故事的运作机制。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论点，下面我以我的一个研究课题“绘图小说中的多模态故事讲述与身份建构”（Multiple Storytell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Graphic Narratives）来加以说明。② 该课题聚焦于绘图叙事中文字—图像之间的结合，更准确地说，是探讨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如何激发阐释者对“故事世界”中人物的推断。换句话说，就是研究具有一个以上符号渠道的文本如何激发对处于叙事世界中“代理者”（agents）的推断。颇有意义的是，当结构主义叙事理论家在开创叙事学这一研究领域时，他们并没有对叙事的两个重要维度加以评论：一是故事指称或创造世界的潜力，二是媒介的具体性，即故事讲述的方式，包括创造世界的方式都可能会受到特定符号环境表达能力的影响。这两个维度就是我所研究的中心论题。但如何把后经典叙事学的各个分支结合起来，探讨“多模态叙事”（multimodal narratives）的指称维度？或更具体地说，如何探讨代理者在绘图叙事文本的叙事世界中的再现呢？ 我认为，在这些语境下，恰当的处理方式应该是让对叙事现象的研究兴趣来综合或整合各种方法，而不是试图事先综合一些方法，然后再“由上而下”地应用这些被综合了的各种方法。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我发现有必要结合认知叙事学与跨媒介叙事学的方法。文本线索如何激发对故事世界的推断，或我们称之为创造世界的叙事方式，构成了与认知叙事学密切相关的一个话题，或构成了与故事讲述行为有关的心理方面的研究，无论这些讲述行为是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认知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叙事结构的多重维度以及意义理解的模式，丰富了结构主义者关于人类智力的原初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可以把故事看作是阐释的对象，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组织和理解经验的手段，是一种思维工具。我文章中对“叙事创造世界”（narrative worldworking）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话语模型提示的认知过程或推断，包括绘图叙事中图像和语言激发的认知过程、特定故事世界的本体地位、存在物以及时空形态等。一般说来，故事世界可以被看作是让阐释者形成对于情景、人物、事件的推断框架，叙事文本或叙事话语有可能明确地提到也有可能只是暗示这些情景、人物和事件。与此相对照，叙事也可以给大脑塑造和修改故事世界提供蓝图。认知叙事学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清晰地组成了建构世界的叙事实践？这与科学工具、逻辑推理以及其他再现模式的读取方式是相对立的。我的研究探讨了在叙事语境下，推断对于理解故事世界的代理者在建构世界实践中的中心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