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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译介、引进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错综复杂的多重影响，这种影响总体上可以概括为积极、正面和消极、负面两个方面。本文主要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文论在中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它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导致消解文艺学、美学的唯物史观根基；其反本质主义思想被过度解读和利用，容易走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它对非理性主义的强化，诱发了国内文艺与文论的感官主义消极倾向；它具有反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倾向，不利于文艺创作和理论的发展；它“反对阐释”，意味着从价值中立走向价值虚无。 关 键 词：后现代主义/文论/消极影响/反思性/批判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中文系 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前期，后现代主义文论开始进入中国，先后经历了初步译介期和发展期、90年代的推进期和高潮期以及21世纪以来的新变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了以此为主题的著译作品上百部，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以千计，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重的、错综复杂的，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积极、正面的和消极、负面的两个方面。在笔者看来，其积极影响集中体现为它在被有批判地接受的各个阶段都实际上参与了当代中国文论(主要是文学基础理论，当然也包括批评理论)的创新建构，并取得了若干重要的实绩，特别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启示是影响深远的；应当肯定，这种积极影响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后现代主义文论涌入中国之后，不可避免也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产生若干消极的影响。关于积极影响方面，笔者将另文探讨。本文拟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消极影响加以反思和批判。 一、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导致消解文艺学、美学的唯物史观根基 “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中提出来的。他用“宏大叙事”来描述那种支撑、解释在现代性状况下某种文化的特殊选择并赋予其合法性的叙事。这是一种所有其他文化叙事都能从中找到意义与合法性的元叙事；它通过提供一种连贯性、总体性即宏大性来掩饰在社会历史中发生的各种各样实际存在的冲突和歧异。利奥塔论述了解放的叙事和思辨的叙事这两种知识合法化的宏大叙事，前者体现了民族国家出现革命的时期的特点，后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思辨的理论体系。他把基督教、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都当作宏大叙事的实例。与宏大叙事相反的是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利奥塔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学科界限的崩溃、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尤其是知识的商品化等，两种宏大叙事都丧失了可信性和合法性，小叙事因此凸显出来，进入到后现代状态之中。小叙事强调的是意见一致话语视界中的意见分歧，认为意见事实上从未达成一致。由此，小叙事使得后现代性中各种各样的差异和复杂性得以凸显。利奥塔由此否定元叙事(宏大叙事)而倡导小叙事。 中国当代文论，受到后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理论非常广泛的影响。“宏大叙事”的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在大量有关文论和批评的文章和著作中，使用频率极高，成为时髦话语，虽然大部分的使用并不一定符合其原意，常常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读或误用。而且，我们不必否认，它对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也有一些启发性，比如有的学者更加注重对一些实证性的或某些具体、微观问题的研究，使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也确实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成果。 然而，总的来看，后现代主义文论全盘否定宏大叙事，其消极性更是毋庸置疑的。如前所述，利奥塔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宏大叙事的主要实例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解放全人类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又有严谨的理论体系，显然既是解放叙事，又是思辨叙事，是后现代主义强烈反对和力图消解的宏大叙事。然而，唯物史观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对于所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都有直接的、根本性的指导意义。文艺学、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属于“历史科学”。恩格斯在评论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时，明确把包括美学在内的哲学各个分支学科都看成“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进行研究的“各个历史部门”①，强调“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都应当将研究对象“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这种研究的根本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②。 这种“一般运动规律”体现在不同的历史部门、不同的学科中，其具体内涵、方式和发展变化等，自然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归根结蒂必然受制于、服从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一般原则。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的要害，实质上是彻底否定唯物史观，否定人文社会科学发现、揭示研究对象发展中的那些带有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使之停留于零碎的表层现象的描述。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后现代主义研究权威詹姆逊对消解宏大叙事的观点也并不认同。比如在张旭东对他的一次访谈中，他在回应“理论已死”的时髦论调时，针锋相对地提出，许多“理论经典”在当代继续发挥着作用，“‘理论经典’不仅包括那些基本著作，如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理论，而且包括过往的经典——回溯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各个不同理论家们自己的经典文本”，他特别强调，“可以肯定地说，想要在理论著作中回避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涉及整个人类经验领域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心理现实”③。显然，要回避这样一种宏大叙事是不可能的。在这次访谈中，张旭东概括了体现詹姆逊宏大叙事的“三种深度模式”，其中第一种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分析为蓝本构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深度模式，以分析资本主义‘表面现象’和‘内在本质’的方法来看待文本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另外两种是符号学、阐释学的深度模式和精神分析学说的深度模式④。这个概括非常精当。笔者认为，这三种深度模式显然都是宏大叙事，第一种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不一定称之为“模式”。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论消解宏大叙事的观点是持批评态度的，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如果彻底否定宏大叙事，文艺学的任何创新建构都将落空，因为文艺理论绝对离不开作为理论基石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艺学界以钱中文、童庆炳等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创建、倡导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在当时影响最大、传播面最广，至今仍然是文艺学界的主流话语，它的立论基础就是唯物史观这个所谓的“宏大叙事”。试想，如果离开了这个宏大叙事，揭示文学特质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能够形成吗?能够在本质和规律层次上科学地、动态地解释丰富复杂的文学和文学史现象吗?如果取消了唯物史观的所谓宏大叙事，文学理论即使在若干具体问题(小叙事)的研究上能够有所推进，但它的总体框架和理论根基却被抽去了，随之它概括和揭示文学历史生成和发展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症候的主要任务就被取消了，其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也会被消解，从而实际上使文艺学陷入真正的学科危机。 其实，不独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如此，新时期以来我国许多文艺学专著和教材，即使着重探讨某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包括形式问题、语言修辞问题等等，并不直接涉及唯物史观的基础问题，但它们都追求建构观念相对自洽、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仍然具有宏大叙事中“思辨叙事”的性质。在笔者看来，追求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思辨性和系统性，乃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学界理论自觉性的一大进展，应当充分肯定。如果真的全面取消包括思辨叙事在内的宏大叙事，中国的文学理论恐怕只能走向平面化、浅表化、碎片化，而趋于衰退。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否定性地使用“宏大叙事”概念，并不是认同利奥塔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借用这个后现代概念对那些“宏”而无边、大而无当、空洞说教的教条主义文论研究的抵制和拒绝，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却是只停留在对“宏大叙事”概念字面意义的理解上，从而造成了某些误解或误用。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彻底否定和消解宏大叙事的思想，在文艺学领域中是有害的，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