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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强化，诱发了国内文艺与文论的感官主义消极倾向 非理性主义并非后现代主义文论的专利，它缘起于现代主义思潮，从叔本华、尼采、克罗齐、柏格森、弗洛伊德到超现实主义、荒诞派、存在主义等等，非理性主义文论源源不断。后现代主义文论在批判现代性时，并没有批判其非理性主义思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非理性主义，特别在文艺和审美领域更是如此。后现代主义在对理性本身的反思、批判中，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最集中地体现在对艺术活动中理性作用的怀疑与否定上。在现代主义文论中原本得到强调的艺术、审美行为的非理性部分，被进一步强化了，并被用来充当对抗理性主义的急先锋，关于潜意识、想象、梦、幻觉、本能、意识流、直觉等等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一概被强化了；而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理性的反思性在对作品的欣赏中被直观、直觉、体验，以及诸种感受性所取代。后现代主义对美学(aesthetics)的“感性学”涵义的过度强调和推崇，使得美学单纯以感性学的方式在场，而感性又被感官性牵引着。康德以降的审美非功利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被感官快乐的原则所介入和取代，康德所说的作为一种自由游戏情感的“快适”被单纯感官带来的诸种快感取代，审美水平的高低于是被一种官能性愉悦的程度所决定。这是后现代的反理性主义在文艺学、美学层面的直接体现。在更深的层次，反理性主义作为对于理性的反思立场，深刻地影响了关于审美的性质与意义的看法，用审美进行启蒙和救赎的现代性神话于是被质疑、被颠覆。 应当肯定，对“美学”的“感性学”本义的强调本身并无不妥，特别是重视过去被长期忽视的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感性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潜意识、想象、梦、幻觉、本能、意识流、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作和生命活动中极为重要的作用的发现、发掘和肯定，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古今中外无数优秀的文艺家的创作实践及其优秀作品的产生，都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仅仅用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对之是解释不通的；相反，正是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综合作用，能够更有效地解释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极为隐秘、细微、复杂、千变万化的心理机制。然而，片面、过度地强调非理性因素这一面，并上升到支配地位，完全否认并彻底排斥人的理性因素在艺术和审美的深层心理活动中介入、参与和潜在支配的作用，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但不符合艺术和审美活动的实践，而且颠倒了人之为人的主要标志——有意识的理性活动，而非纯粹非理性的、感性的、感官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与动物最直接的区别在于其生命活动是“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2)。这里，“有意识的”就是理性的。当然，马克思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尺度不是有没有理性，而是实践，即“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以，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文论在片面强调非理性主义这一点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在当代中国艺术和文论中也有表现。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艺术和审美文化就受到了全球化和市场化、商品化两股汹涌大潮的强烈冲击；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更趋成熟，消费主义思潮的日益蔓延，后现代之风的迅速弥漫，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断被“祛魅”，大众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三消(消费、消闲、消遣)文化”迅速上升到文化艺术市场的主流地位，从而艺术和审美文化的世俗化、欲望化、娱乐化进程加速从边缘走向中心，这突出表现为部分文艺创作和欣赏中感官欲望的无度扩张和享乐主义的大肆泛滥，相当数量的作品在“祛魅”的解构思潮冲击下越来越流于“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其中尤以媚俗最不应原谅，因为这是有意识地主动自觉地迎合、满足、取悦于部分受众不健康的乃至恶俗、庸俗、追求感官刺激的趣味，比如审丑(非美学意义上的“丑”范畴)、残缺、色情、血腥、暴力、窥秘、自恋、自虐等等。这些感官化的“娱乐至死”的趋向，完全颠覆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并不是一般地否定或者贬低大众文化。从总体上说，我们是欢迎和欢呼大众文化时代到来的。大众文化中有许多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民主自尊的公开诉求、平民主义的草根心态、不断求新图变的青春气息，是当前我国艺术和审美文化中健康向上的新鲜血液。但是，毋庸讳言，大众文化作为当代消费主义文化的主体，其中的消极方面也是不容忽视的，许多偏重于迎合、满足部分大众的感官刺激和享受的乱象，实际上是通过文学艺术把人性中最低劣的、扭曲的感官欲望无节制地召唤出来，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这样就必然会损害、消解艺术和审美文化的灵魂。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后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冲击之下，美学界和文艺理论、批评界也存在着某些偏离、游离甚至背离审美文化精神的弊端。这突出表现为美学上的感官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它把种种无限扩张感官欲望的文艺现象美化为“恢复”美学的感性学本义，从理论上支持与附和美学感官主义。它以误读了的西方学者“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为根据，认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后现代消费社会，娱乐性、商品性、感官消费性已经成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征了；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突出表现在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视觉性表达和享乐满足上，这种视像快感肯定了非超越性、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因而片面主张追求视像快感为新的美学原则。更有甚者，有意无意地用实用主义曲解西方的身体美学。如有的学者指出：“美学的实用主义倡言要使身体美学化，美学身体化，因此，任何感官的满足、本能的宣泄、力比多的释放，都是美学的体现。”(13)这实际上把作为现代美学之一种的身体美学降低到感官欲望美学。在笔者看来，这种美学观的要害是，片面地把艺术和审美活动中感官快乐抬高到首要的地位，丧失了对后现代感官主义消极方面的批判性，抛掉了文艺学、美学应当高扬人文精神、提高人的精神素养的社会使命，消解了对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放弃了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实际上把文艺学、美学从以人文精神为基础的感性学降低到缺少精神向度的感官学。这种思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消极的，当然不是人们(包括倡导者们)所愿意看到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