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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想被过度解读和利用，容易走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 后现代主义的非同一哲学或者差异哲学批判黑格尔以来的传统同一哲学是本质主义的。因为同一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决定该事物是其所是的唯一的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是与其存在直接同一的，是事物存在之同一性的基础。后现代主义批评这种同一哲学产生了本质主义观念，其要害在于忽视或掩盖了事物的差异性、特性与个性。后现代主义如阿多诺的“星丛”理论就是如此。“星丛”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星丛不应该被还原为某一种本质，在这个星丛中内在的存在的东西本身不是本质”⑤。星丛式的关系是平等的、有差别的共在。由于消解了同一哲学所确立的固定不变的唯一“本质”而呈现出开放的多元性和生成性。据此，阿多诺指出：“艺术中的张力和与它相关的外在张力捆绑在一起……艺术作品中张力的复杂性结晶在形式问题和从外在世界事实面上解放出来等问题上并聚合为真正的本质。”⑥“张力的复杂性结晶”这个概念，肯定了艺术本质的多元性、多层次性以及过程性、生成性和复杂性，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探寻唯一的、固定不变的文学艺术之本质的努力。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对于我们文学理论的创新建构是有启发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文论不满足停留于此，它将上述生成性、过程性推到极端，从而根本上消解了本质范畴和对本质认识的一切可能性。它强调，艺术的生成性、过程性也体现为片段性、非逻辑性，其间贯穿的是动态生成关系。因此，艺术概念拒绝界定：“艺术的本质也不能确定，即便通过追溯艺术的起源以期寻觅支撑其他一切东西的根基。”⑦这样一来，除了关系、过程、生成与历史，文艺的本质只剩下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性，于是任何试图探讨文艺本质的努力也都成了毫无意义之举。笔者认为，此处反本质主义就过了“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走得更远。他发明了“增补”、“播撒”、“踪迹”、“延异”等一系列术语来消解本质和认识本质的可能性。如“播撒”指的是，文本不但多义，而且其多义是片断并散开的，它“证实了无止境的替换”⑧；“播撒”并非是还原主义的，“播撒的基本含义之一正是本文还原成……意义、内容、论点或主题等效果的不可能性”⑨，更不可能寻找、还原文本的固有本质。又如“延异”，它是世界的“无本源的本源”，“无基础的基础”，他认为世界与语言一样，是差异的、多元的，延异展示了世界与文本陷入“无休止意指活动”，处于“差异及最后意义的生产”过程中⑩。“在场”从未真正完全当下在场，意义也从未真正当下在场。据此，对文学艺术本质(在场)的追寻和界定就成了虚幻的梦想。这里，后现代解构主义对本质主义的解构就远远过了“度”，其反本质主义的策略本身陷入了虚无主义。 这种过度的反本质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论中也有反映，集中表现在对文学和文艺学边界问题的探讨上。 有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文论过度反本质主义的观点不加辨析，生搬硬套过来，缺乏根据地断言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了。其理由是：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了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一大批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泛审美化样式纷纷打入文艺的圈子，这就造成了文学边界的移动、越界、模糊和扩张。应该指出，他们所谓的文学“边界”，实际上就是指文学的本质或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他们的理论根据是，文学的边界和本质是人们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动中，因而是不确定的。文学边界的变动和不确定实际上是文学本质和文学本质观的变动与不确定。他们因此强烈反对用本质主义的思维来探讨文学的边界和本质问题。 应当承认，他们关于文学边界和本质是不断变动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定对文学边界和本质作动态的、历史的探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则是过了“度”；用“日常生活审美化”来解释当代文学的审美边界的失效，就是这种过“度”的表现。 的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文学的边界和人们的文学本质观念总体上一直是不确定的，一直在变动着。从大的变动轨迹看，无论中外，人们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人们对“文学”本质含义的理解，亦即文学的边界和范围，都经历了一个从广到窄、又从窄到广的曲折过程。西方的“文学”(literature)一词长期以来一直是广义的，泛指各种使用语言文字的文献和作品，只有“诗”才大体相当于现代意义的文学。直到18世纪，作为语言艺术(审美)的狭义“文学”本质观才确立起来，并逐步地被普遍接受。这是文学的边界由广到窄的变动。中国在19世纪之前的情况亦大致如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从孔夫子开始，一直包括“文章”(部分相当于现代的“文学”概念，但不包含诗、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和“学术”两层含义，是广义的和宽泛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大学教育学科和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现代审美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才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如王国维、鲁迅、刘师培等都明确地在审美这一狭义上使用“文学”一词。但与此同时，章太炎等还在广义(主要指学术)上界定文学。这两种“文学”观念在20世纪前期同时并存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消失。这是中国文学观念的边界由广到狭的变动。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革命和传播媒介的变革，中外文学的类型、样式也在不断变化。一些过去没有的新的文学类型出现了，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等等；一些已有的文学类型也增生了许多亚品种，比如小说文体，不但有长、中、短篇小说之分，还新增了小小说、微型小说、手机小说等等；文化散文的诞生也为散文文体增添了新品种。这些是文学边界和范围由狭到广的又一次变动。 但是，中外文学观念史的这两次变动，性质是不同的。前一次是真正为文学确定审美本质和边界的变动，是为文学定性的变动。从此，文学有了确定自身独特本质即审美规定性的边界与范围，这一边界和范围虽然在量上还可能扩大或缩小，却迄今仍有相对稳定的本质，如果突破或逾越这一本质特性，就会突破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真正边界，就会走向非文学，实际上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的边界。后一次变动在笔者看来，只是量的方面的扩大和变动，只是在文学审美特质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其边界和范围的弹性扩张，而不是边界根本性质的变动。所以，第二次变动虽然在量上拓展了文学版图，却并未导致文学边界的模糊和消失；恰恰相反，正是当代文学边界的这种“扩容”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文学审美特质和边界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至今仍然存在。 上述主张取消文学本质界定的反本质主义观点，其否定文学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和边界的看法并无不妥。但是，由此断言当代中国文学与日常生活的边界已经消失，实际上就是认定当代中国文学相对稳定的审美本质已经消解，已经与其他种种非文学的文化产品没有本质区别了，这就难以令人苟同。因为它根本否定了探讨文学(包括其他事物)本质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否定文学和一切事物的本质虽然处于变动中，但在一定历史阶段可以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认识性。同时，对文学的本质从多方面、多层次动态地加以探讨也是必要和可能的。21世纪以来受到学界好评的三种文学理论教材(南帆主编《文学理论》新读本，王一川著《文学理论》，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如有的学者所说，“它们的基本形态分别是关系主义、整合主义与本土主义”，是自觉反对本质主义的，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反对‘本质’的客观性、永恒性与唯一性”(11)，而并不取消对文学本质的多方面、多层次和动态地考察，并不取消文学本质和边界在一定范围、一定历史阶段的相对稳定性。 总之，后现代主义文论这种过度的反本质主义，最终只能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它在中国当代文论中确实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是，通过文艺理论界的学术争鸣、讨论这样一种文化学术机制，这种消极影响被有效地降低和消化了，反而促进了人们对反本质主义的辩证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