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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诗学中与精微成为两极而又相成的是“广大”或“广远”，它指的是通过诗的语言描绘而给读者形成的巨大张力和深远意境感。这也就是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无穷”，或者说是由“在场”的语言表现而引发的“不在场”的诗歌境界。“广大”既指空间上广阔，也指时间上绵长，这里面是有一个主体的立场在其中的。陆机《文赋》中所写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诗人对时空的阔大苍茫的感受得以展现。刘勰论作家的“神思”时也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30)作为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神思”当然是“广大”的。以我的观点来看，“神思”并非泛指一切创作思维活动，而是指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应该是以主体的视界为出发点，超越时空局限，这也就是诗学上的“广大”或“广远”。我在论述“神思”时曾认为，“其神远矣”，就是指运思时精神世界的辽远广阔。“‘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当作家凝思时，可以想到上下千载，‘缘过去，缘以往，缘未来’，俯瞰千古，畅想无极，在时间上没有限制。神思还可以跨越空间，远远超过现实空间的阈限。”(31)这种在作家头脑中出神入化的思维过程，是将“千载”“万里”都提摄于笔下的。再看刘勰接下来对“神思”的描述：“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32)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特征，它不是普遍性的，而是杰出之作的思维特征。 “广大”并非是所有作品的普遍品性，也并非是具有“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作品就可称之为“广大”，而是指吸纳了宇宙生命和造化伟力、从而具有了恢张的气势和阔大的境界的篇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除了前面所谈及的“雄浑”一品，“劲健”也特具此种品格：“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33)虽是描述“劲健”的风格，同时也非常形象地表现出诗境的广大及其宇宙生命感。杜甫诗多以苍茫雄浑之境呈现给读者，如论“广大”，杜诗最为典型。清人刘熙载称之为：“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34)渊深广大正是杜诗之风范。宋人叶梦得评杜诗云：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35) 在论杜诗的诗论中，这段论述很有经典价值。叶石林在这里称道杜甫“以一字为工”，以杜诗《上兜率寺》中的名句“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为例，将杜诗境界的广大雄浑揭示无遗。而且这两句诗充满动势，将“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的时空纳入诗句之中，却又自然天成，得造化之妙。清人方东树论杜诗谓“杜公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全是元气，迥如江河之挟众流，以朝宗于海矣”(36)。从总体上概括出杜诗的“广大”之境。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论诗特别重视诗中的“广大”之势，如评鲍照诗《拟行路难》云：“冉冉而来，若将无穷者。倏然澹止，遂终以不穷。然非末二语之亭亭条条，亦遽不能止也。‘春燕参差风散梅’，丽矣，初不因刻削而成，且七字内外有无限好风光。”(37)王夫之最为推崇的是谢灵运的诗，他评谢诗多是从广大之境广远之势加以高度称许的，评《登上戍石鼓山诗》云：“谢诗有极易入目者，而引之益无尽；有极不易寻取者，而径遂正显然；顾非其人，弗与察尔。言情则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飨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38)王夫之对于陶谢这两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诗人，相比之下他更为推重谢灵运。《古诗评选》中选评陶诗17首，选评谢诗26首。数量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标准，而其评价的高下亦颇见差异。在《古诗评选》中陶诗第一首《归园田居》的评语颇有总论陶诗的意味，其言：“钟嵘目陶诗‘出于应璩’，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论者不以为然。自非沉酣六艺，宜不知此语之确也。平淡之为诗，自为一体，平者取势不杂，淡者遣意不烦之谓也。陶诗于此固多得之，然亦岂独陶诗为尔哉！”(39)王夫之这里对陶渊明作了很一般的定位，并且不同意钟嵘对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认为即便是以“平淡”归之于陶，而能平淡者远非陶之一人。王夫之接下来又对陶诗作了贬抑性的评价： 若以近俚为平，无味为淡，唐之元、白，宋之欧、梅，据此以为胜场，而一行欲了，引之使长，精意欲来，去之若骛，乃以取适老妪，见称蛮夷，自相张大，则亦不知曝背之非暖而欲献之也。且如《关雎》一篇，实为风始，自其不杂不烦者言之，题以平淡，夫岂不可？——彼所称平淡者，淫而不返，伤而无节者也。陶诗恒有率意一往，或篇多数句，句多数字，正惟恐愚蒙者不知其意，故以乐以哀，如闻其哭笑。斯惟隐者弗获已而与田舍翁妪相酬答，故心与性成，因之放不知归尔。”(40) 历代诗论家鲜有对陶诗评价如此之低者，认为陶诗之“平淡”乃是率意冗滥。我们再看其对谢灵运诗的评价。其评《邻里相送至方山》云：“情景相入，涯际不分。振往古，尽来今，唯康乐能之。”(41)评谢之《晚出西射堂》诗云：“且如‘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心期寄托，风韵神理，不知《三百篇》如何？逢汉至今二千年来，更无一个解恁道得。”(42)评《游南亭》诗云：“条理清密，如微风振箫；自非夔、旷，莫知其宫、徵迭生之妙。翕如、纯如、皦如、绎如，于斯备。取拟《三百篇》，正使人憾蒸民、韩奕之多乖乱节也。即如迎头四句，大似无端，而安顿之妙，天与之以自然。无广目细心者，但赏其幽艳而已。”(43)评《游赤石进帆海》：“迢然以起，即已辉映万年。”(44)评《于南山往北山经中瞻眺》：“一命笔即作数往回。古无创人，后亦无继者。人非不欲继，无其随往不穷之才致故也。”(45)王夫之在《古诗评选》评谢灵运诗之论，基本上都是这种登峰造极的价值判断。船山对陶谢评价轩轾悬殊，无乃一在百尺楼下，一在百尺楼上！这其间的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在这里一不作陶谢优劣之辨析，二不作船山诗论之批判，而是可以从中见出船山诗论的着眼点所在，即在于诗人通过文字所创造出的“广大”或“广远”的时空感。他的很多诗评，都出于此种角度。我们将其对南北朝之诗及对唐诗的评价相对比，可以发现，他对谢灵运的推崇远高于唐人，在《唐诗评选》中，只对李白的《古风》有“用事总别，意言之间，藏万里于尺幅”(46)的赞誉，对其他诗人很少从这个角度加以评价。翻检王夫之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其对诗人有如此高的赞誉者唯此一人！选杜诗的数量胜于大谢诗，但于评语却颇为“吝啬”，远没有像对谢诗这样的推崇备至！而以王夫之的评诗标准来看，何以会对谢灵运如此“情有独钟”？上推唐代诗僧皎然也对谢灵运有特别高的评价：“评曰：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邺中》八首、《经庐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扳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斯言颇近矣。故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之作，其椎轮乎？”(47)在对前代诗人的评价中，这也堪称是登峰造极的。但因皎然俗姓谢，尊谢灵运为“我祖”，其友于頔也说他是“康乐之十世孙”，因此他给谢灵运以如此高的评价时还有些心虚，说“文章之公器，安敢私焉”。但是王夫之于谢灵运毫无瓜葛，他对谢诗的高度推崇只能从他的评语中找答案了。看来看去，诗中的“广大之势”还是船山所深为看重和折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