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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纽约学派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批评派并存的批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批评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考察。纽约学派秉持了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内核，力主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结合，扮演了美国知识阶层的核心角色。他们恪守知识分子身份，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表达，关注文学的伦理向度和审美价值，主张文学批评必须介入历史。他们要改变美国文学复兴为党派政治和形式美学所干扰的现状，在传统美国文学的重新发现和现代欧洲文学的艺术创新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美国文学。 【关 键 词】文化批评/历史意识/伦理向度/审美价值 【作者简介】冯巍，女，辽宁沈阳人，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在站博士后，副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的研究。 美国新批评派从20世纪30年代起风靡全美大学校园，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在30年代的美国营造出了一个“红色十年”，继而绵延不绝，其主导力量首推纽约学派①。纽约学派的态度不乏实用主义倾向，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剂猛药，用来医治当时病已垂危的美国。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化”[1]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纽约学派文化激进主义的学术立场。纽约学派和美国新批评派盛衰同时，其代表人物之间既有交往又有交锋，学术观点的相互对立与借鉴颇为耐人寻味。 尽管纽约学派的激进主义在文学批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缺乏政治运动的根基，也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与纽约学派对“政治”的界定有关。费德勒(Leslie A. Fiedler)指出，纽约批评家眼中的政治仍然是欧洲意义上的政治。“那种古老的政治热情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存在着：深信艺术扎根于社会一无论一个人如何理解那个社会一并且必须从那些根源出发来加以探讨；深信难以消除的世俗主义远比一度支撑它的那些革命信念存在得长久”[2]。与这样的政治维度相交融，纽约批评家所拥有的历史维度、伦理维度和审美维度，也就共同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批评视域。如果说纽约批评家是政治的，则表现为他们及时响应历史的变化，具有宏大的文化视野，把历史中的文化变迁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广阔背景。 就文化建构而言，文化中应该包含着严格划分出来的政治因素；就文学创作而言，政治内容不会与人类经验的其他领域相隔绝，而是必须融入完整的个性创造当中[3]；就文学批评而言，政治作为文化中的一个维度，也必须纳入整个文化价值的评判体系之中。因此，纽约学派对于激进主义的真正贡献，并不是关于政治思想的，而是关于文化思想的。拉夫(Philip Rahv)不止一次地强调，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唯一权利，就是文化的精神捍卫者，“文化是他们惟一的不动产。他们守护着文化价值，既是养育者又是开拓者”[4]。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守望欧洲文化，还是50年代的重整美国文化，进而凸显犹太文化，纽约学派的思考重心都是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走向成熟，以及不遗余力地拓展文学批评的文化视角。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建构，就是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极有创见的理论贡献。文化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通常不会接受纯粹的外部批评的介入，然而，一种文化内部的反思却常常成为文化自我更新的强大推动力。面对着欧洲文化传统的熏染，以及美国文化传统的重寻，纽约学派必须找到具备自己独立个性的文化和文学发展定位。特里林对于个体与文化的关系所持有的辩证态度，为此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他提出，个体是在特定文化中形成的，必然受到该文化的制约；同时，个体与它所从中产生的文化又是相对立的，它与文化展开抗争且有可能超越特定文化的控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马修·阿诺德的影响，还是犹太身份、心理分析的探讨，它们本身都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都是特里林追寻文化身份如何建构的思维路径，而不是他理论思考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阿诺德和弗洛伊德也具体提出了关于自我界定的有益模式，但特里林独出机杼地以“失重(weightlessness)”来形容知识分子的文化处境[5]。纽约批评家正是由于处在这种失重的状态之下，才会摇摆在各种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边缘，才会产生不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的身份疏离感，才会追求具有综合平衡特质的成熟的美国文学和美国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